一九零四年十月十二日，丁玲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在她年仅四岁时，父亲便因罹患肺病不幸早逝，留下年轻的母亲独自面对家庭重担。为了偿还债务，母亲不得不变卖了家中几乎所有的财产，随后带着年幼的丁玲前往常德，寄居在舅父家中生活。一九一八年，丁玲进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开始了她的正规教育历程。次年，她转至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继续学业，后又考入岳云中学就读。在长沙等地求学期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浪潮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初步塑造了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一九二二年，怀着对更广阔天地的向往，丁玲奔赴上海，进入由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这段经历进一步拓宽了她的视野。次年八月，在瞿秋白等人的引荐下，丁玲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在中国文学系深造，当时她居住在青云路青云里一幢简陋的两层楼小亭子间里。在上海大学期间，她有幸聆听了俞平伯、田汉、陈望道、施存统、瞿秋白等多位在当时文学系任教的知名学者的课程，这些接触极大地丰富了她的文学素养与思想底蕴。值得一提的是，现存有一张摄于该时期的珍贵合影，记录了王剑虹（右）与丁玲（左）在上海大学度过的时光。 一九二四年夏天，丁玲离开上海大学前往北平。在北平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她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两人由此开始了交往。丁玲抵达北京后，曾与她有师生之谊的瞿秋白陆续给她写了十多封信件。在这些信中，瞿秋白不仅解释了其与王剑虹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以相当的篇幅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复杂心绪。遗憾的是，这批具有重要私人史料价值的书信后来未能保存下来，最终遗失了。
1927年秋天，丁玲完成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后，便将其投寄至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尽管丁玲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但该刊主编叶圣陶先生却以其独到的眼光，立即决定将这篇小说刊登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上，并且特意将其置于创作栏目的首要位置，以示重视。受到鼓舞的丁玲很快又创作出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作品再次被叶圣陶看中，发表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其排版位置甚至被安排在陈望道的译文与茅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堪称名副其实的“头版头条”。紧接着，她的第三篇作品《暑假中》与第四篇作品《阿毛姑娘》也相继以同样显著的位置被刊发。如此连续四篇投稿全部被采纳并置于刊首，这在《小说月报》的办刊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即便放眼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堪称一段难得的佳话。这四篇小说不仅初步展现了丁玲本人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出众的才华气质，同时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一种崭新创作流派的萌芽。鉴于此，叶圣陶主动向丁玲提议，将这四篇作品结集出版，以便更广泛地流传于世。这对于当时的丁玲而言是未曾设想过的机遇，她自然万分欣喜地表示同意。于是，收录了上述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在黑暗中》便于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本人正是该书店编译所的负责人）首次出版发行。到了1929年，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红黑》杂志。同年，她完成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一同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丁玲进一步担任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从而成为鲁迅旗帜下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她在《北斗》第一至三期上连载的小说《水》，标志着其创作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以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深刻描绘。1932年3月，经由阳翰笙介绍，丁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4日，她与李达、陈望道等共十七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1933年，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出版，这部作品生动刻画了辛亥革命时期追求进步的新女性形象。然而就在同年5月14日，不幸降临：她的丈夫冯达出门前曾叮嘱她，若自己中午12点未归，她便应迅速离开。不料冯达外出后即被特务盯梢，拖延至12点过后才得以返家，两人随后一同遭到逮捕。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此后长期被拘禁于南京。此事引发了国内外文化界的巨大震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发起抗议与营救活动。1933年5月25日，沈从文撰写了《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八十四期。到了6月，社会上传出丁玲已被押至南京并遭杀害的流言。6月4日，沈从文再作《丁玲女士被捕》，载于《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6月28日，鲁迅在听闻丁玲可能遇害的传闻后，悲愤地写下了《悼丁君》一诗。沈从文随后又创作了长篇纪实文章《记丁玲女士》，该文分为二十一节，自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至第五十期）。丁玲被捕后，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敌对势力与一些好事者编造了许多关于她已投降变节、受到国民党优待重用的虚假消息。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慨，遂于1933年8月1日特意撰写了一封题为《致科学新闻社》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此外，鲁迅还将丁玲的作品《水》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同收录进《草鞋脚》之中；这本书是鲁迅与茅盾共同为美国友人伊罗生选编的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其后在美国出版，旨在向海外介绍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实绩。
一九三六年九月，经过鲁迅先生的协助与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丁玲成功摆脱南京的监禁，历经辗转，最终于十一月十二日抵达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陕北保安（即今日的志丹县）。作为第一位抵达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关于那段被囚禁的岁月，丁玲在其遗著《魍魉世界》中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个人记述。同年年底，她与成仿吾等人共同筹备并创立了苏区第一个文艺界团体——文艺家协会，随后不久即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一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丁玲亲自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前线与广大城乡地区，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举行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就在同一天，由丁玲、舒群、萧军共同发起，延安文艺月会正式成立。至一九四一年初，该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由丁玲、萧军、舒群三人轮流担任主编，刊物持续出版共十七期，直至一九四二年九月停刊。在苏区工作期间，丁玲曾先后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并创作了包括《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在内的一系列思想内涵深刻的文学作品。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她全身心投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文艺为武器，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一九四六年，丁玲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次年十月，冯雪峰在上海为远在察哈尔的丁玲编选了一部作品集，并为这部收录了丁玲七篇小说的选集撰写了后记《从〈梦珂〉到〈夜〉》。一九四八年，丁玲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这部作品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推翻在中国延续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标志着其文学创作生涯的一座重要高峰。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随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其中全国文协于一九五三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丁玲担任了全国文协的副主席，并负责主编其机关刊物《文艺报》。在此期间，丁玲曾于文学讲习所的教室前与部分学员合影留念，照片中位于前排中间身穿大衣者正是丁玲本人。一九五零年五月四日，丁玲陪同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前往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在那里作了一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专题辅导报告。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丁玲执笔完成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该作品是作为《胡也频选集》的《序言》而撰写的。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创办，丁玲被任命为研究所主任，张天翼担任副主任；当时主要由丁玲直接领导的全国文协创作组成员，包括田间、康濯、马烽等人都积极参与了文研所的筹备工作，并先后在研究所内担任了相应的行政职务。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于一九五七年停办。一九五一年六月，丁玲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主动捐款一千二百余万元（旧币）。同年八月十日，丁玲在《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上刊载了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的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对萧也牧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批评。一九五一年九月下旬，丁玲陪同来华访问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夫妇以及智利作家聂鲁达夫妇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丁玲在会上作了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发言。一九五二年一月，由于严重的腰部疾病，丁玲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从当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二号开始，主编署名由原来的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变更为冯雪峰。丁玲后来曾表示，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一九五二年六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随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丁玲将所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计五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一九五三年，胡风定居北京，丁玲曾将一只带有纱罩的景泰蓝花瓶式台灯赠送给胡风作为纪念。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走进学员宿舍看望她所辅导的几位学生。一些当时在所内的学员听闻这个消息后，纷纷涌入了丁玲落座的房间，围坐在她身旁，聆听她讲授关于文学创作的见解与经验。同年四月十七日，丁玲回湖南参观后所写的散文《记游桃花坪》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丁玲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取得了位于西宽街七号的一处房产，共计三十一间。然而二十二天后，丁玲致函北京市政府表明：“房子缺少已成为严重问题，我愿将所买到的北城根西宽街七号（现为东城区育树二条一号）房屋一所捐给作家协会作托儿所之用。至于房屋产权我同意属国家所有。”同年六月十九日，作家协会将此事上报政务院（即如今的国务院），并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批复，确认捐赠手续已完成。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成员，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五五年七月，丁玲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畅想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这位女作家用属于那个时代的、既像诗歌又像口号一般的热情语言发言道：“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我要劳动啊！”这种典型的丁玲式的热情表达，却迎来了对她一系列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审查。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即1955年与1957年，作家丁玲因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而两度遭受不公正对待，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及右派分子，随后被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包括现今的汤原农场与宝泉岭农场）进行长达十二年的劳动改造。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她仍坚持创作，完成了《杜晚香》。对丁玲及陈企霞的批判始于1955年8月，从当月3日至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对二人展开批判斗争，与会者约有七十人。至9月30日，作协党组将会议结果整理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并上报党中央。被批判后，丁玲被安排至颐和园进行所谓“闭门思过”。1956年6月底，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以张际春为首的复查小组，重新审查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示：“鉴于周扬与丁玲之间积怨较深，审查过程中应避免双方直接接触，以防对立情绪影响是非的澄清。”复查小组组长张际春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与丁玲本人谈话时均未让周扬参与。调查核实的结果显示，作家协会党组在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列举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均与实际情况不符，绝大部分纯属虚构。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陆定一听取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人关于调查结果的汇报后，面临“应依据核实结果实事求是处理，还是维持原‘反党小集团’结论”的抉择，要求明确指示。陆定一听罢汇报后感到十分为难，并对周扬流露出埋怨情绪，说道：“当初一再强调要落实、再落实，结果却还是如此！”对于后续处理，陆定一表示：“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来办。”此时周扬显得颇为不安，他申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非自己的建议，而是源自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并称自己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为丁玲说过好话”。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中国作协的整风运动中，一个核心议题便是许多人对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党组扩大会议提出异议，认为丁、陈二人被错误批判，应予甄别平反。同年6月6日，在整风鸣放接近尾声时，作协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周扬首先发言，承认1955年的批判只讲斗争缺乏团结，如此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实属不当。眼看“反党集团”的帽子即将被摘除，会议却意外戛然而止。到了7月25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重新召开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却转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周扬在讲话中指责丁玲历史上曾有三次反党行为：第一次在南京时期，第二次在延安创作《“三八节”有感》时，第三次即当前组织“丁陈反党集团”。这一基调就此定下。8月15日，在文艺界一次内部通报会上，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传达了数位中央常委关于丁陈问题的指示，为最终处理定下基调。8月19日，康濯撰写《肃清“灵魂腐蚀师”丁玲的毒害》一文，成为其在反右运动开展后批判丁玲的重要文章之一。文中指责丁玲“在政治上所贯彻和宣传的文艺路线，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的路线，是麻醉青年、腐蚀灵魂的路线”，进而断言“与丁玲及其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文艺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执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是灵魂工程师与灵魂腐蚀师之间的道路斗争”。9月，周扬又作了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报告，报告篇幅极长，分16日、17日两次才讲完。同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访华代表团时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搞文学的状况很糟。像丁玲这样的人，身为大作家、党员，现在这样处理很好，可以把她清除出去，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此时正值讨论反右派斗争方针政策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内出了高岗，难道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吗？我不相信。现在共产党内又有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些人，民主党派不也出现了类似人物吗？”谈及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他又说：“比如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丁玲也不能再当人大代表了。”10月末，作协党组向中央提交《关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并向中宣部提交《关于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建议解除丁玲作协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职务，开除其党籍，其人大代表和作协理事头衔留待下届选举时处理；将其划为“右派”分子第六类进行处理。12月16日下午，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先后与艾青、丁玲谈话。1958年1月，《文艺报》刊发《再批判》，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曾在延安受批判的作品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文章标题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他在按语中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1958年春节后，丁玲的丈夫陈明作为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将被遣往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陈明本想告知作协丁玲将独自留京的情况，但丁玲劝阻道：“谈这些有什么用？不必乞求别人的怜悯。”夫妻二人商定，由陈明先行前往北大荒，考察当地气候与环境是否适合丁玲生活。陈明在农场见到农垦部长王震时表示：“作协考虑到丁玲年纪较大，尚未作出安排，但丁玲希望来北大荒，请王震同志向中央反映。”陈明离开后，与外界隔绝的丁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苦闷。1958年4月11日上午，丁玲致信邵荃麟、严文井，催促组织尽快安排自己的去向。同年6月29日凌晨4点，头戴“右派”帽子的丁玲走出密山火车站，来到这座位于黑龙江省东南角的陌生小城。由于到达时间过早，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大门尚未开启，她便与同行者一道在街上漫步。此时街上行人稀少，一家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满了刚下火车的旅客。她们买了两碗豆腐脑，坐在路旁的柳树下食用。约8点钟，丁玲怀着忐忑的心情被引至楼上的局长办公室。7月1日午饭后，陈明从八五三农场赶来，两人激动相拥。7月2日，丁玲与陈明携王震的信件乘火车离开。抵达佳木斯后，他们找了一家临街旅店住下，并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西餐。7月3日，丁玲夫妇到达汤原农场，此事立即成为全场热议的新闻。每天都有成群的好奇者守在畜牧队大门外等候观看，甚至有人从二三十里外的生产队专程赶来。农场中的转业官兵、原有干部及职工里不乏文艺爱好者。有一次场部放映电影，即将开演时，有人忽然喊道：“快看，丁玲来了！”全场观众顿时起身，齐齐望向正走来的丁玲。组织上考虑到她年事已高、身体较弱，只安排她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便劳动，但她却主动要求去喂鸡。后来不再喂鸡时，她又争着承担各种杂活重活，如剁鸡食、扫鸡场、刨鸡粪等，常常忙得满头大汗，手腕肿胀。渐渐地，人们开始与她亲近，亲切地称呼她“老丁”“大娘”“大姐”，喜欢与她唠家常、听取她的意见；老人们拉她到自家院子里坐坐，请她品尝新麦蒸的雪白馒头或屋后刚采摘的鲜嫩豆角；小伙子失恋后会向她倾诉烦恼；姑娘们则将甜蜜的心事与美好的憧憬悄悄告诉她。这些温暖的人际交往使丁玲重新获得了生活的欢乐。1958年7月12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自己住在养鸡场并在孵化室工作，信中写道：“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1959年春节，农场许多人到她家中拜访，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不该给右派分子拜年，丁玲无奈道：“这才冤枉，是他们来‘参观’我，结果反说成是我接受拜年。”同年4月12日，丁玲按要求提交了一份思想汇报。5月30日周扬阅读后有所触动，在原信上批示：“荃麟同志一阅。建议作协派同志去看望一下这些人。丁玲若身体不好，可设法另行安置，她年事已高，不宜勉强劳动。”刘白羽阅后也补充道：“丁玲原划为第五类——最初并未决定她必须下放，是她自己要求下去的。此外，她出发前我曾与她谈话，告知可不参加劳动，如无具体工作，可争取承担部分任务。从现有材料看，她从事此类劳动并不适宜。”1959年冬，正值农场开展“扫盲”运动，场领导决定让丁玲担任畜牧队业余文化教员。1960年筹备第三次文代会时，丁玲作为戴帽右派理事被列在另册名单首位，该名单经毛泽东签阅。张僖专程前往汤原农场通知此事，丁玲听后怔了一下。通知说明可来可不来，丁玲与陈明商议后认为，应当回去，并要争取发言机会。1961年，王震以寻找斯诺借走的长征地图为由，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当日王震披着军大衣、拖着布鞋走进办公室，并未提及地图之事，只说“帮你们解决问题”。他督促下级为丁玲申请摘帽，报告层层上报至中央。后来严文井向到访的陈明透露实情：“农场提出了申请，局里同意，农垦部、作协也同意了，中宣部也点了头，但送到上面综合平衡时，丁玲就被搁置了。”1962年底，王震再次致函作协催促为丁玲摘帽。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也批评道：“作协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丁玲摘帽？”中宣委派作协党委办公室的王翔云、高铮赴农场调查，召开了数次座谈会。到了1963年，已隐约传来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的内容。作协党组经商议，对丁玲的工作安排提出三个方案：调换单位、留在垦区或调往气候温和的江西农场。后来在会议上又商定，无论如何，丁玲年事已高，不宜长期留在基层，应调回北京整理个人资料，陈明则分配到文化部群众艺术局。丁玲与陈明前往农垦部领取调令时，恰逢分管副部长江一真出差，调令锁在柜中无法取出。二人决定先返回汤原，一边等待调令，一边参观几个大型农场。1964年夏，丁玲与陈明离开汤原农场转往宝泉岭农场。同年12月5日，他们在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12月29日，丁玲致信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再次请求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1968年夏至1969年春，丁玲被隔离在北大荒的“牛棚”中。1970年，北京军管会派出几名军人，在宝泉岭农场用手铐将丁玲与陈明押解至北京秦城监狱。丁玲在狱中度过了五年时光。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她的冤案才逐步得到平反昭雪。
一九七五年春天，丁玲获得释放后被安置到山西省的农村生活。她与丈夫陈明将补发的一部分工资共计一万元捐献出来，用于支持当地的生产建设。一九七六年，丁玲在报纸上获悉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内心感到十分悲痛。她始终怀着一个念头，就是要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著作；她想着，假如将来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就能把这本书呈给他看，以此证明自己依然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依然是党的忠诚儿女。一九七八年，七十六岁的丁玲再次来到温泉屯。她走进曾经居住过的院落，土墙瓦顶，样貌如昨，西屋的窗台下悄然长出了一株小小的桑树。她又走到村里文化站的旧址，在那里驻足良久，陷入沉思。当她站到当年斗地主、分田地所用的旧戏台前时，耳畔仿佛隐隐回荡起农民们如同惊雷般的怒吼声……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刚刚被摘去“右派”帽子的丁玲与陈明一同返回北京。同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重印前言》中，丁玲曾表示，当初写作这本书时，自己仿佛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情感高声呼喊：“为了毛主席，冲啊！”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赵家璧致信丁玲，具体谈及了自己早年编辑《记丁玲》时的一些“失误”。同时，赵家璧还承诺要从正面来叙述当年左联对丁玲的“营救”行动，以此印证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所写的内容确有不符合事实之处：那天与你交谈时，你对于《记丁玲》很有意见。早知如此，我当初实在不应该出版它。但文章早已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发表了。我准备撰写的文章中将会避开这两本书。我遵照你的嘱咐，曾在北京向适夷同志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将依据可靠的史料（根据报刊上的资料），讲述左联方面营救你的经过，例如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通电、营救会的组织、招待记者的谈话、杨杏佛遇害、鲁迅先生的关怀，尤其是在鲁迅先生影响下通过出版《母亲》以及发动各类文艺杂志大量刊登你的照片和文章，以此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斗争。用这些正面的材料来否定《记丁玲》书中的不实之辞，不知您认为这样是否妥当？赵家璧后来所写的文章，题目定为《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刊登于当年四月份的《文汇增刊》。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丁玲给赵家璧写了回信，信中提到了《记丁玲》：你对于《记丁玲》的态度和处理办法，我觉得很好。我确实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澄清和纠正。而且应当在沈从文还在世的时候进行，否则后人可能会说，沈从文以为你已去世（他写这本书时正谣传我已死去），便随意编写了你一番；而你却在他离世后才来改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做呢？可是我确实觉得他近三十年来处境也算坎坷。实际上他整个一生是一个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这番话无疑给正打算撰写史料回忆文章的赵家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这篇文章时，他显得格外谨慎，就相关细节问题直接在书信中向丁玲请教。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赵家璧还将这篇文章的初稿寄给当事人楼适夷审阅，“请他提出宝贵意见”。当丁玲没有对这篇文章表示关注时，赵家璧急忙写了第二封信询问丁玲，对自己的写作流露出不自信，“我是不擅长写文章的，仅仅从编辑出版者的角度，记录一些史料而已。如果您认为有不妥或者需要增删的地方，请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关于青年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丁玲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讨论，却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股时代思潮。同一时期，她在各种访谈和演讲中开始频繁表达对当下青年所面临的精神危机的担忧。一九八一年一月，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丁玲以七十七岁高龄，撰写了《鲁迅先生于我》这篇纪念文章，文中深情地说道：现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依然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他对我来说永远是指引道路的人，我是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丁玲在厦门大学作了题为《文学创作的准备》的讲话，认为“到群众中去落户”还不够，还应当“使自己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使自己与劳动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九日，丁玲同志偕同老伴陈明同志重访北大荒，第一站来到普阳农场，探望曾与她一同战斗、生活过的亲人们。丁玲，当年背负着“文艺界反党头目”、“大右派”的罪名，如今已是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副主席，地位虽然变了，但她的风范并未改变。依然像当年那样，身穿朴素的布衫，脚着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平易近人，一如既往；她年事已高，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真诚而坦率。特别是记忆力极好，对当年共同劳动、学习、工作过的干部、群众，都能一一叫出名字，亲切问候。同志们也仍然亲切地称他们为老丁、老陈。丁玲在农场停留了三天，她在住所里一批批接见到访的战友，又走街串巷去拜访当年共事的工人和干部。当年的姑娘，如今已儿女成群；当年共事的战友，也已两鬓斑白，他们的儿女已成为北大荒新一代的建设者。故人重逢，悲喜交集。丁玲同志一句“党受难时我受难，我和党永远心连心”，驱散了大家情绪中的阴霾。丁玲出席了欢迎座谈会，在会上，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是人民群众哺育了我，给了我营养，给了我煤炭，添了火焰，使我更加坚强，更有力量，让我觉得生存有意义，让我很自然地走向群众、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工作。”她说：“是你们崇高的品德，忘我的劳动，锲而不舍的精神，毫无私心的奉献，正是你们这些品德给予我营养，增添我生存的力量、生活的力量。”丁玲同志还亲自到麦田里去走访。她看到青年们生龙活虎地战斗在麦海之中，踏着泥泞将麦子一捆捆搬上堤岸，心情十分振奋，为北大荒有这样一代新人继承老一代艰苦开创的宏伟事业而感到高兴。当青年们围拢过来向老人问候时，她又满怀关切地对青年们说：“青年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正在这里创建幸福的未来。你们战斗在祖国的最北方，你们把粮食运往祖国四面八方。”她勉励道：“在你们身边，在你们面前有过许多英雄好汉，他们把汗水洒在北大荒，他们把青春献给北大荒，他们把心血浇灌在北大荒，把儿女也献给北大荒，北大荒才变成了北大仓，你们要在他们开拓的广阔道路上继续前进。”丁玲同志就这样用她满腔的热情，将真诚的友谊传递到农场的每个角落。一九八一年八月，丁玲出访美国。此次美国之行的成果是二十五篇访美散文，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起，陆续在《新观察》、《文汇月刊》等报刊上发表，后来结集为《访美散记》。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因《“牛棚”小品》荣获《十月》散文奖，丁玲出席了授奖大会，并即席发表了获奖感言。出人意料的是，丁玲的感言似乎并非专为《“牛棚”小品》而发，反而更像是在为另一篇作品《杜晚香》正名。演讲的最后，丁玲说道：不过，昨天和今天，我反复思考，我认为我还是应当坚持写作《杜晚香》，而不是去写《“牛棚”小品》。当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对立的东西，但我自己还是更偏爱《杜晚香》。是不是因为我太喜爱杜晚香这个人物，而人民也更需要杜晚香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同年，兰州铁道学院的大学生达克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丁玲的《海伦的镜子——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后，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达克在信中陈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文艺界不良现象，认为当下青年思想空虚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宣传”和“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从而提出了“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的建议。针对达克的来信，丁玲当即写了回信。在信中，丁玲首先表达了对一部分青年精神苦闷的理解。随后，在谈到“作家的堕落”时，丁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丁玲提到，当时新出现了“一小股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思潮”，同时从历史中也遗留下来“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的风气。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在云南省《个旧文艺》举办的文学讲习会上，丁玲在主题讲话《根》中分析说，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爱与憎，进而指出，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面对各种思潮冲击的青年作家，“要围绕着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爱、去拥抱”，要把“这样一股热情”作为自己创作的“根基”。一九八三年四月，应法国政府邀请，中国作家丁玲前往法国进行访问。一九八三年五月，《文学报》创办了“文学大课堂”，举办“文学创作讲座”，邀请丁玲参加开讲仪式并主讲第一讲。丁玲欣然应允，风尘仆仆地从南通赶来参加。仪式上，当丁玲面带微笑出现在学员们面前时，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丁玲讲了以下几点内容：一、“支持办讲习班”。丁玲说，创办业余文学讲习班，她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延安时期，“文抗”在延安一个小山头上举办“星期文艺学园”，参加的人很多，不少人跋山涉水走十多里路来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举办“文学讲习所”（开始叫“文学研究所”），参加的人更多了，也颇有成效，可惜后来受我连累停办了，新时期又恢复了，听说还要扩大，办成文学院。现在不少地方都举办类似的讲习班，而且人数不少，如果一千人里能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成绩就不得了啦”。二、“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丁玲说，“我写东西就写我个人的”，“写我了解的东西，写我知道的东西，使我产生感情的东西”，不了解、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硬写是写不好的。丁玲又说，创作当然要有生活，作家要有感情，从哪里去获取生活、丰富感情呢？“要到老百姓那里去、到基层去”，从老百姓那里获取生活、丰富感情。三、“民族传统不能丢”。改革开放后，大门打开了，大家都争着向外国学习。丁玲说，我们应当“了解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把外国人早已丢弃的东西当做宝贝捡回来。另外，我们民族文化有优秀的传统，许多东西让外国人着迷，我们更应努力继承。不能割断历史，“没有鲁迅，没有二十年代，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往前走，要有民族特点，要有中国人民的感情”。丁玲的这次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的《文学报》上正式刊出，并收入她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一书中。一九八三年八月，丁玲就有关她被囚禁三年的历史所作结论提出了申诉。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丁玲作了《从创作要有情谈起》的主题发言，坦言作家必须有真情实感，没有情感就无法进行创作。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骆宾基来看望丁玲，谈及了冯雪峰的往事。一九八四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以巴金为团长的笔会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东京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临行前，为了展示中国文学的成就，营造友好气氛，特地约请了一批著名作家撰文并在报刊发表。丁玲写了《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约两千字，回忆了与日本朋友冈崎俊夫、三好一、三好绫子、高畠穰、野间宏、中岛碧等人的交流与友谊。文章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二百〇八字绿格小稿纸，文尾注明写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字迹飘逸流畅，没有修改，估计是秘书抄写的誊清稿，唯有作者签名颇似丁玲的手迹，而且写了两遍。可能丁玲觉得第一遍没写好，又重写了一遍。文章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厦门大学发起举办了全国第一次丁玲文学创作研讨会。同年，中央组织部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笔耕，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共计一百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一九八五年，丁玲请一位青年发明家来做客，听说他经常省下伙食费购买资料，立刻让家人给对方二百元购买营养品（丁玲当时每月工资为三百四十一元）。
一九八六年一月，在胡风先生离世七个月后，他的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彼时丁玲的身体状况已十分虚弱，无法亲自前往吊唁，只能托人送去花圈以表哀思。她在报纸与电视上看到追悼会的相关报道后，不禁感慨道：“我走后不必开追悼会。那样的会议并无太多意义，许多真心想来的人未必能到场，而不愿来的人却不得不来。”一九八六年农历除夕，即二月八日下午，为了抚慰病中的丁玲，给予她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丈夫陈明特意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写道：“此刻，我们全家人的心都紧紧系在你身上，如同往年一样，与你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你好好保重自己，便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关怀与最大的安慰……这封信我不写太长，你听后若能笑一笑，我便能明白你全部的心意。”陈明让孙女小延将信念给奶奶听。丁玲听完，果然微微笑了笑，随后接过笔，没有戴眼镜，仅凭感觉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下方的空白处写道：“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这十三个字写得歪斜潦草，几乎难以辨认。一直守在门外的陈明看到这句话，顿时怔住，泪水夺眶而出。难道丁玲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一病不起，准备平静地离去？他擦干眼泪，努力露出笑容走进病房，轻轻抚平丁玲紧皱的眉头问道：“为什么说要成佛呢？我们还要在人间一起携手奋斗啊。”丁玲轻声回答：“往后我什么都不管了，只专心写我的文章，这难道不算是成佛吗？”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丁玲向身边友人嘱托：“我走了以后，陈明的日子会很难，你们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伴侣吧。”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许，作家李纳、五十年代的老秘书张凤珠与蒋翠林前来探望。傍晚时分，丁玲忽然睁大眼睛，清晰却吃力地说道：“我不吃饭。丁玲早死了。丁玲明天两点逝世，啊不对，丁玲昨天两点逝世。”她的声音虽然清楚，但舌根已明显僵硬。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丁玲想要咳嗽却咳不出来，憋得满额是汗。她极其艰难地对陈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死，原来是这样痛苦啊！”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清早，陈德昌主任将陈明请去，告知丁玲情况危急，肺、心脏功能均已衰弱，除肺部感染外，肾脏也出现问题，恐怕只剩一两天时间。若有些领导和老同志希望再见她一面，便请他们尽快前来。上午十点多，诗人艾青第一个赶到病房。见到昏迷不醒的丁玲，他悲痛落泪，连连对陈明说：“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下午两点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与夫人齐心来到丁玲床前。下午四点，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也前来探望。晚上七点多，剧作家曹禺在女儿万方和女婿的陪同下，拄着拐杖径直走进重症监护室，来到丁玲床边。走出病房后，见到陈明与祖慧，他禁不住老泪纵横，与他们紧紧相拥。王震同志赶到医院时，因医生正在进行治疗，未能进入病房。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叶圣陶几乎每天都会让家人或秘书打电话询问丁玲的病情。身在天津的作家孙犁听到丁玲病危的消息，独自呆坐椅中，良久无言，随后嘱咐邹明立即动身赶赴北京探视。太原的马烽来不及购买火车票，持站台票便登上列车连夜进京。徐光耀从石家庄赶来，陈登科从合肥赶来，许多外地的老朋友、老作家纷纷专程奔赴北京。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邓颖超同志委托秘书赵炜前来探望。同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文学院致函丁玲，通知她已被推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二岁。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丁玲女士的遗体被护送至八宝山灵堂。就在这个肃穆的时刻，一群从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专程赶来的代表，带来了一面格外鲜红的旗帜。旗帜上，由著名画家范曾先生挥毫劲书的“丁玲不死，北大荒人敬献”十个大字，显得遒劲而深情。这面浸染着百万北大荒人深厚情谊的鲜红旗帜，被众人怀着无限敬意，轻轻地、庄重地覆盖在了她的身上。同年六月，第三届丁玲学术讨论会在丁玲的故乡湖南长沙与常德两地相继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丁玲与中国新文学”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与会者普遍认为，丁玲一生的文学创作深刻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前进方向。在这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议上，还正式宣布了丁玲研究会的成立，这标志着对丁玲文学成就与思想遗产的系统化、组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丈夫陈明是丁玲在延安时期相识并最终结为伴侣的同志。丁玲去世之后，陈明始终全心投入于其遗稿的整理与编纂工作，为保存丁玲的文学遗产付出了长期努力。1942年2月，丁玲与陈明正式举行婚礼，当时毛泽东同志也亲临现场表示祝贺，并赠送了一支钢笔和一本日记本作为新婚礼物。他们的儿子蒋祖林后来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并撰写了著作《我的母亲丁玲》。1930年11月8日中午，正值雷阵雨天气，丁玲在一所由德国人或法国人开设的私人医院中分娩，产下一名男婴，最初取名为胡小频，之后先后改名为蒋祖麟、蒋祖林。女儿蒋祖慧则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芭蕾舞剧编导，其代表作品包括《红色娘子军》与《祝福》等。孙女胡延妮目前在美国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担任驻中国代表，负责该公司在华的相关业务。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丁玲便已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深刻转变。尽管她开始发表小说的时间相对较晚，当《梦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相继问世的1927年与1928年，文坛上如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作家早已声名显赫，然而丁玲这位后来者却以异军突起之势，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就表现五四运动退潮后弥漫的时代苦闷，以及刻画青年女性作为叛逆者与绝叫者所拥有的复杂性格而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他人未能企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亦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杰出作品。随后问世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梦坷》《暑假中》等一系列作品，犹如向当时略显沉寂的文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令众多读者与评论家无不为其展露的文学天才而感到震惊。一举成名之后，丁玲的创作态度始终极为勤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她便相继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与《一个女人》三部小说集。这些作品的题材与具体内容虽不尽相同，思想与艺术水准也存在高低之分，但它们都从不同视角、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一种于黑暗中执着寻找光明、在苦难中积极寻求出路的社会反叛情绪与社会批判意识。尤其是其中那些聚焦青年知识女性生活的作品，通过对五四之后直至五卅前夜那段凝重时代氛围的细致描摹，深入楔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深刻开掘出一种深重的时代性失望与痛苦，同时亦热烈地张扬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并表达出对于未来虽显朦胧却无比热切的憧憬。 丁玲并未辜负时代赋予她的厚望。她成功地从早期主要描写知识女性内心苦闷与痛苦的相对狭小天地中挣脱出来，开始正面描绘广阔的社会革命斗争，生动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活动。1930年初，她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紧接着，又以《1930年春上海之一》和《1930年春上海之二》作为她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献给读者的诚挚礼物。这些作品固然未能完全摆脱早期革命文学中常见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然而，若将其置于左联时期大量同类题材作品中进行比较，便可发现这些小说对于革命者心理状态的描摹与性格特征的刻画，显得更为真实自然，也更具生活气息。作家对于笔下所描绘的生活与人物，并非仅仅拥有理性的认识，而是融入了切实的生活体验，这一点在两篇《1930年春上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既说明作者自身也曾深入思考并体验过恋爱与革命之间的冲突，同时，她又在一定程度上凭借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超越并突破了当时既有的创作框架。对丁玲而言，这种创作上的重要转变，无疑宣告了她的文学创作将与时代脉搏共同前进的可喜趋势，也标志着她成功跨越了可能面临的创作危机。自此，丁玲正式迈入了革命文学作家的行列。 从《田家冲》、《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文学创作中对民族风格的追求也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丁玲本人文学兴趣十分广泛，对中外文学传统抱有宽阔的包容与接纳胸怀。她既喜爱莫泊桑、福楼拜、雨果和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也欣赏狄更斯等英国文豪，同时还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俄苏文学巨匠的影响。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更是她尤为钟爱并反复研读的作品。因此，我们在她的创作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融汇各种艺术方法与技巧于一炉的恢弘气象。然而，毋庸讳言，她早期的作品更多地汲取了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滋养，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进入三十年代，她在一些作品中便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克服静态的心理分析手法，转而更多地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来刻画其思想与性格。及至到了解放区进行小说创作时，细腻的心理描写服务于展现动荡时代人物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服务于绘制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历史画卷，作品拥有了更为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作者也更多地运用人物的行动、语言，以及通过穿插小故事和细节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红楼梦》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一贯擅长的以委婉绵密笔触对人物进行深刻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依然得以保持，然而由于动态的场景描写增多，静态的心理分析相对减少，环境刻画更为突出，情景交融的段落日益丰富，使得作品逐渐褪去了某种外国心理分析小说式的酣畅淋漓风格，转而增添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所固有的那种耐人寻味、含蓄蕴藉的神韵与情致。丁玲在创作中寻求民族特色的努力，与她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富有浓郁民族风味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吸引本民族的广大读者，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1979年，丁玲获得平反，重返北京。她立即以不减当年的满腔热情重新投入到文学事业之中。除了积极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她还经常赴西欧、北美等地进行访问交流。在这复出后的短短数年间，她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其中，《杜晚香》不仅以其清新、秀丽而又极为朴实的文字描写，给人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成为作家一生探索妇女解放道路所给出的一个深刻而动人的艺术答案；而《访美散记》则更是情溢于辞，美妙无比，既是作者个人散文创作历程中的又一高峰，也是中国新散文园地里绽放的一朵奇葩；《魍魉世界》真实回忆了自己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并囚禁于南京的那段经历，读者从中既能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腥风血雨，也能聆听到一位真正共产党员所唱响的浩然正气之歌；《风雪人间》和《牛棚小品》均属于“伤痕文学”范畴，但它们又与一般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作品不仅没有沉溺于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情绪渲染，反而着力塑造了一种倔强而不屈的灵魂。这两部作品在谋篇布局、人物与场景描写，以及语言的艺术光泽等方面，均堪称文学创作中的珍品；此外，作者为缅怀瞿秋白、鲁迅、宋庆龄、贺龙、史沫特莱、茅盾、柯仲平、冯雪峰等人所撰写的系列散文，也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除了上述散文创作，丁玲还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与理论文章，借此阐明自己复出后的文艺主张，并对后进的青年作家给予热情的勉励与提携。她还陆续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和创作》等多部作品集与理论批评集，为其漫长的文学生涯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毛泽东同志曾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形容丁玲的转变，生动勾勒出她从文人到革命者的跨越。人民网评价指出，丁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女革命者。在延安时期，丁玲的人生轨迹经历了从高峰跌入低谷的剧烈转折。这一转折的重要起因之一，在于她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敏锐地洞察到在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阵营内部，固然存在着阶级与民族利益上两性一致的目标，但同时也潜藏着以革命名义施加的、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她坚定地站在女性立场上，以大胆而犀利的笔触，揭示了那些被革命外衣所掩盖的深层性别歧视问题，从而对革命群体内部依然顽固存在的父权-夫权制性别秩序发起了勇敢的挑战。 孙犁先生将丁玲比作一颗明亮的星，这颗星曾高悬于子夜，又几度在云端隐现，它多灾多难，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最终虽陨落，却从未失去其璀璨的光辉。林贤治则认为，丁玲是一位被政治浪潮吞噬了巨大文学才能的作家，一位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也是一位创作生涯未及完成便遭受意外打击、几乎身心碎裂的作家。王蒙先生对此抱有深切的感慨，他强调丁玲的生平与成就绝非如某些论调那般简单片面。当全社会掀起张爱玲热潮之时，他深深地为人们忽视丁玲、缺乏对她的纪念与谈论而感到悲伤与不平。他愿意以一种或许显得笨拙却无比真诚的态度，以一个后辈作家及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这位已故大作家难以割舍的怀念与崇高敬意，为丁玲献上深切而悲怆的悼念。陈子善先生亦指出，丁玲在其文学创作中始终关注并致力于提出女性地位这一深刻的社会议题，展现了其作品持久的现实关怀与思想价值。
民国廿五年（1936年）11月15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支持与推动下，丁玲负责召集并主持了专门会议，开始积极筹备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组织。同年11月22日，这一组织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会议由李伯钊同志主持，丁玲向全体与会代表详细报告了筹备工作的整个过程。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将协会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这一建议得到了在场全体会员的一致赞同与通过。11月24日，丁玲随即跟随杨尚昆等人奔赴北部前线，亲身参与了抗击胡宗南部队的作战行动。该月末，毛泽东特意创作了《临江仙》词一首，并通过电报发往前线，传达给丁玲。民国廿九年（1940年），毛泽东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最终结论中，亲笔写道：“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一结论对她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毛泽东在高干学习会上再次出面，对丁玲给予了保护。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毛泽东对丁玲的《田保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仅亲自写信邀请丁玲和欧阳山前往其住处面谈、共进晚餐，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表扬丁玲，指出：“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主席的这封信以及在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丁玲今后的文学创作、为人处世以及文艺工作方向铺就了一条平坦而宽广的道路，同时也对丁玲在广大群众中恢复声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令丁玲终生感佩与感激。 丁玲早年与杨开慧（毛泽东夫人）曾在长沙同窗求学，两人皆为湖南同乡。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结识了当时担任编辑的青年胡也频。彼时的丁玲正因亲弟弟夭折与人生坎坷而深感痛苦，于是离开北平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竟不惜借钱一路追至湖南，以不修边幅的形象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这份执着最终打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心扉。1931年2月7日，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那凄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也彻底击碎了丁玲这段最初的爱情。 冯雪峰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自修日语。丁玲初次见到冯雪峰时颇感失望，她原以为一位在北大学习日语的青年应当英俊潇洒，但对方却显得如同乡下人般朴实。然而，随着二人深入交流文学与时事，彼此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对富有文学才情的冯雪峰产生了感情。性格率直的丁玲甚至提出希望与两位男性共同生活，三人一度真的在西湖边共同度过了一段日子。最终胡也频难以承受，独自返回上海并向好友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导他夫妻相处之道，胡也频次日便重返杭州。此后冯雪峰选择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遂和好如初。丁玲内心痛苦地目送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胡也频牺牲后，史沫特莱前来采访丁玲，需要一名翻译，这名翻译正是冯达。丁玲由此与冯达相识，并于1931年11月开始共同生活。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前叮嘱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不料他一出门即被特务盯梢，直到12点过后才得以脱身回家。见丁玲仍未离开，两人一同被捕，随后被关押于王公馆。囚禁期间，冯达向丁玲赌咒发誓，称自己并未出卖她。丁玲曾决心以死抗争，却被冯达救下。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周围人们的嘲讽与挖苦声中正式结为夫妻。他们没有举办婚礼，也未设宴请客，只是手牵手在延安街头愉快地散步，内心充满无尽的幸福。然而未曾想到，1955年，丁玲被指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而受到批判，随后被流放至北大荒长达八年；之后又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后出狱，再被遣送至山西长治老顶山漳头乡村。直至1979年获得平反，陈明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最为严酷的考验。
丁玲纪念馆坐落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的温泉屯村内，是一处为纪念著名作家丁玲而设立的文化场所。在2015年9月下旬，该馆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改造与新建工程，特别增设了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主题的大型书雕以及内容丰富、设计精美的文化墙等系列设施。这些新增部分不仅美化了纪念馆的环境，更生动展现了丁玲的文学成就与人生历程，使参观者能更深入地感受其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丁玲纪念馆因此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与教育基地，持续吸引着众多文学爱好者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二日，为深切缅怀与纪念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一场庄重而富有学术意义的纪念座谈会在她的故乡湖南常德顺利召开。本次座谈会由中国丁玲研究会携手清华大学中文系等多个学术单位与机构共同发起并联合主办，旨在回顾丁玲同志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探讨其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与会学者与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在充满敬意的氛围中，共同追思这位杰出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遗产与文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