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范曾降生于江苏南通一个世代以诗书传家的范氏家族。根据族谱追溯，其先祖可上延至北宋名臣范仲淹。他出生之际，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国大半国土相继沦陷，范曾便是在家人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呱呱坠地，并在苏北乡间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婴幼岁月。后来全家返回城中时，发现家中财物已被变卖殆尽，仅余下几间空屋与数千册藏书，范曾的童年便是在这样一个清贫却书香萦绕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一九四二年，四岁的范曾进入城北小学附属幼稚园。在一次南通举办的儿童智力竞赛中，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岳阳楼记》《木兰辞》，凭借出色表现荣获特等奖第一名。一九四三年，五岁的范曾正式进入城北小学就读。至一九四五年，他转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其时其母缪镜心女士担任该校校长，范曾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屡次获得表彰与奖励。一九四九年南通解放后，十一岁的范曾考入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次年，十二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一九五一年，范曾成为南通市美术协会会员，并与袁运生、顾乐夫一同被时人誉为“南通三小画家”。这便是范曾早年成长历程的概貌。
一九五五年，范曾顺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雷海宗、郑天挺等著名史学家，在校期间因成绩优异曾荣获南开大学优等生称号。在吴廷璆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范曾系统学习了日本、朝鲜及印度历史，由此对亚洲及东方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同时，先秦史专家王玉哲与汉史学者杨翼骧的授课，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此外，外国史领域的杨生茂、辜燮高、黎国彬诸位教授，以及近代史专家来新夏，也都对范曾的学术成长给予了重要的启迪与帮助。一九五六年，范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十九岁的范曾因中央美术学院新设美术史系，经母校推荐转入该校学习。离校之际，吴廷璆教授曾不无惋惜地表示：“中国或许少了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但很可能将多一位杰出的画家。”在美术史系学习期间，范曾随刘凌沧研习白描技法，其所临摹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深受老师赞誉；同时亦跟随李斛练习素描，从而掌握了科学的观察方法与表现手段。在美术史系进修半年后，范曾转入中国画系，得到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等艺术大家的亲自指导。其中，蒋兆和及其人物画创作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蒋兆和教导学生不应被表象的光色所迷惑，而应立足于中国画“六法论”中的“骨法用笔”，准确把握对象的结构，深入观察物象形态，最终达到以形写神的境界。在他的严格训练下，范曾练就了扎实的造型功底。此外，范曾也十分钦佩李可染深邃的艺术思想与精湛的技艺，以及李苦禅豪迈的为人气度与广博的水墨画造诣。李苦禅一生出版的唯一一部大型画册《李苦禅画集》，其序言正是由范曾撰写的。范曾与弟子郭长虹、刘波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师承关系；一九九四年六月，范曾先生与学生杨旭在南开大学有过交流；在蒋兆和画室中，范曾潜心钻研；他曾与恩师李可染深入探讨艺术；与开山弟子崔自默及弟子、义子廖昌永，以及朱军、周建忠、万俊人、朱彦民、邵盈午、薛晓源、孟祥顺、尹沧海、段文才、东方艺术系主任赵均、王玉忠、私淑弟子钟文芳等众多学生均有深厚的师生情谊。一九六〇年，范曾正式进入蒋兆和画室学习。至一九六二年，他所创作的作品《文姬归汉》（辅导老师为刘凌沧），获得了郭沫若的长诗题赠，该诗后来被收录于《东风集》之中。
一九六二年，范曾先生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随后被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在此期间，他跟随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共同参与了中国历代服饰资料的编绘工作，并悉心临摹了多件优秀的古代绘画作品。一九六四年，他前往陕西省西安山门品公社沙井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幸的是，他与王宏多同时被错划为“右倾”，直至《社教二十三条》文件公布后方得以平反昭雪。一九七零年，三十二岁的范曾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市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次年，三十三岁的他返回北京，继续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进行创作，其间所绘制的《韩非子像》成为其该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一九七二年，他在创作《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遭遇了母亲、长兄与次兄相继病故的家庭变故。一九七四年，“批孔运动”兴起，范曾毅然与贺捷生、白桦、张锲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总理，揭露“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倒行逆施的诸多罪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范曾因书写大型挽联和悼念总理的文章而受到批判。同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天安门事件”得以彻底平反。一九七七年新年之际，范曾在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大幅泼墨钟馗图，以喻示正气得以伸张，此事被《人民日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一九七八年，《鲁迅小说插图集》出版，范曾本人也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职务。同年，他正式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一九七九年，范曾首次访问日本，被日本艺术界誉为“近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一九八一年，应日本日贩株式会社邀请，他在东京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出版了《范曾中国人物画》，同年还荣获了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设计一等奖。一九八二年，他为南通广教寺法乳堂绘制了十八高僧壁画，并参加了该堂的建成开幕式。壁画中高僧的名单由巨赞大师、净慧法师共同拟定，而法乳堂的设立得到了赵朴初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由其题写匾额。一九八三年，应日本西武百货店之邀，范曾在东京再次举办个人画展，获得了日本诸大学联合颁发的“中日文化交流奖杯”，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夫妇出席了开幕式。同年，经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和两备柽园财团联合倡议，决定在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由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担任名誉馆长。这一倡议得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国内文化部的支持，美术馆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幕。一九八四年，范曾调入天津南开大学，负责筹建并担任东方艺术系系主任。一九八五年，在“范曾美术馆”开幕一周年之际，他再赴日本，与宋之光大使夫妇一同前往冈山参加庆典活动。一九八六年，范曾慷慨捐款四百多万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同年，中国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先后举办了“范曾画展”。为筹备赴日展览，他在南开大学潜心创作了百余幅画作，并发表了题为《胸中浩气，笔底雄风》的演讲，提出了十条艺术新思维。此外，他还与亚明、宋文治、崔森茂、米景扬等画家组成代表团访问美国。一九八七年，为给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筹集更多资金，他赴日本东京、大阪、冈山等地举办“范曾画展”；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授予他“日中艺术交流特别贡献纪念金奖”。一九八九年，他与宋雨桂、冯大中在香港举行联合国展，并在香港出版了《莽神州赋》画集、《祖国、艺术、人生》演讲集，同时日本出版了《现代中国画坛的巨匠范曾》画集。经杨振宁教授促成，范曾同意在台湾寒舍画廊举行首次展览，并出版了《范曾作品集》。同年四月，丰桥市与南通市结为友好城市，丰桥市美术博物馆为此举办了“范曾美术名品展”。一九八八年，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正式动工，冈崎嘉平太、松田基等国际友人出席了奠基典礼。同年，他还出版了《范曾自述》《抱冲逸兴》《范曾怀抱》《范曾自书诗稿》等多部著作。一九九零年，应西武百货店邀请，“范曾、宋文治画展”在日本举行并出版了配套画集。同年，他在新加坡举办了“范曾画展”，出版了《范曾新作集》，并与楠莉一同赴欧洲进行游学考察。一九九一年，他在台湾举行了“范曾巴黎新作展”，并出版了相应画集。一九九二年，应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邀请，他前往斯德哥尔摩大学讲学，其著作《范曾精品集》出版并荣获香港出版优秀奖。一九九三年，范曾游历欧洲后回国，继续担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并被任命为学术带头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巴黎与楠莉女士结婚。一九九四年，出版了《范曾绘画一百幅》《范曾书法一百幅》。一九九五年，应罗拔教授邀请，他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讲学。一九九六年，范曾的画风发生显著变化，更加注重简笔泼墨的表现手法，创作了《简笔老子》《泼墨钟馗》等代表作。他在深圳举办了“范曾书画展”，并出版了《范曾画集》。一九九七年，《范曾诗稿》《十翼还甲自寿》相继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召开了季羡林先生追思会，范曾、刘梦溪、楠莉、姜昆、王刚、陈忠实、汤一介、张国立、林青霞、朱军、郭达、唐国强、潘石屹、赵忠祥等众多文化界人士参与录制了《老赵会客厅》。此外，黄胄、陈洪、刘晓庆、姜文、周其凤、吴志攀、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南国画家欧豪年、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陈道明、蒋纬国、黄宏、吴邦国、李双江、汤灿、王利芬、崔自默、濮存昕、倪萍、冯骥才、叶嘉莹、张艺谋、邓婕、赵文瑄、罗格、李长春、陈省身、杨振宁、李奇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杜维明、王志、刘再复、萨科奇、王蒙、阎维文、郑渊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周海婴、明哲法师等各界人士均与范曾先生有过交流或合作，相关事迹见于《国学开讲》《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满江红》等记载。一九九八年，“范曾的艺术世纪大展献给2000年”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办，陈省身、杨振宁、季羡林、李锐、吴祖光等大家致信祝贺。其作品《丽人行》以一千二百万港币的价格售出，散文《风从哪里来》荣获散文奖项。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他为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绘制了十七幅与教材选篇内容相关的人物肖像画。二零零八年，范曾荣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其创作的《唐人诗意图》被永久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他还为“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创作了《弈秋课徒图》，该作品在大会展厅最中央位置展出。二零一零年三月，他为上海世博会创作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零一二年，“胡润艺术榜”公布榜单，范曾凭借二零一一年作品成交总额九点四亿元人民币的成绩，蝉联中国“最贵在世国宝艺术家”称号。其中，他于一九九七年创作的《八仙图镜心》由北京九歌拍卖公司以六千九百万元人民币拍出。二零一四年五月，由大中国书画院、中国青年网、人民艺术家网、中华风采网、《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香港新闻报》以及楚汉集团、龙泉集团等机构联合推介的《范曾研究》创刊号正式面世。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九日，范曾应邀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名誉院长。二零二三年九月，他获聘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画研究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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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在艺术与学术领域成果丰硕，其个人著述总量已超过两百部，涵盖画集、书法集、诗集、散文集、艺术理论、演讲集以及国学研究等多种门类。在众多作品中，包括《庄子显灵记》《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思无邪集》《大丈夫之词》《中国画法研究》《经史漫步》《范曾诗稿》《范曾简墨》《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范曾诗文集》《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论文学》《论画家》《趋近自然》《大木葱茏》《国学开讲》《范曾文论专辑》《祖国·艺术·人生》《范曾自述》《范曾谈艺录》《吟赏风流》《吟赏丹青》《吟赏风雅》《吟赏灵异瑞祥》《吟赏江山胜境》《吟赏神契万类》《范曾急就章》《范曾讲演录》《诗思如泉·范曾书法集》《国故三讲》《范曾所书古诗文》《鲁迅小说插图集》《识得东风》《范曾序跋集》《锦文掇英》《壮岁采风》《高怀云岭》《文明对话》《法乳传灯》《炎黄赋》《联境无邪》《诗意的裁判》《回归与超越》《范曾说十二生肖》《心系人寰》《书道法自然》《文章四家·范曾》《童心可珍》《范曾访谈录》《灵智之果》《光荣的法兰西》《仰瞻烟霞》《范曾读儒》《范曾吟草》《范曾艺术日历》《花都潋滟》《守成与超越》《范曾所书摩崖碑铭集》《大木擎天》《范曾艺文集》《向祖国致敬：中国画十大师精品集》《三绝诗书画》《范曾巴黎新作集》《我与故国六十年》《桑梓情深》《文心可鉴》《智者与儿童》《抱冲斋艺史丛谈》《范曾七绝诗百首》《范曾的艺术-献给2000年》《塞北祥云》《乐也陶陶：范曾寄意紫砂》《杨振宁范曾谈美》等系列著作。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造诣与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因其重要的文化与研究价值，其中多达一百六十部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成为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曾凭借其在简笔泼墨人物绘画领域的复兴与开拓性贡献，已成为当代中国这一艺术流派中备受瞩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简笔泼墨人物绘画体系，展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形式与意境上均具有高度的辨识度。范曾不仅于工笔画与写意画两大门类均有深入研究和精湛造诣，更使其简笔泼墨人物艺术超越了单纯的绘画技法层面，在文化传承与精神表达上承载了更为深厚的内涵与价值。其人物画的题材选择，主要聚焦于历史人物与现代名人两大范畴，尤其在历史圣贤的形象塑造方面，范曾以其独到的艺术视角与表现手法，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创作路径。历经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范曾通过将传统线描的精细勾勒与泼墨写意的豪放挥洒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具骨法又富气韵的表现语言，从而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意境深远、气象恢弘的水墨人物画新天地。
范曾先生的笔法风格鲜明，其创作过程往往呈现出一种即兴神驰、随感而发的生动气韵，而非依赖于反复的精雕细刻。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他始终恪守“以书为骨”这一核心艺术信条，将书法用笔的意趣与法则深深融入绘画之中。因此，其画面中的每一处笔墨皆由“写”的方式生发而出，线条运行间充满节奏变化，既有顿挫抑扬的力度掌控，又蕴含着一波三折的婉转韵致，从而在流动的笔触中构建出兼具骨力与神采的独特艺术世界。
范曾在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数量逾百的《老子出关》，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之久。在每一幅独立的画作里，他都持续进行着深邃的探索，试图以笔墨去贴近和诠释老子哲学思想中那个核心而玄妙的“道”。与此同时，他又将自身对“道”的体悟与理解，反复地、深入地灌注到具体的绘画创作之中，并使这种哲学追求与个人的生命实践相互交融，从而在艺术与精神层面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彼此滋养的完整过程。
范曾的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图》是一幅规模宏大的工笔巨构，其线条运用极具张力与表现力，展现出扎实的造型功底。此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绘图工作期间，不仅系统地编绘了历代服饰资料，更借此机会潜心临摹了大量珍贵的传世艺术杰作，例如《货郎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等经典作品，于白描技法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了长期而刻苦的锤炼。在写意人物画领域，范曾早期主要延续并吸收了蒋兆和先生的绘画风格与精神内涵，这一特点可见于其作品《韩非子像》《荀子像》之中。至于其豪放洒脱的即兴泼墨风格，则在1980年创作的两幅人物画《灵运歌啸图》《载歌行》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两幅作品中，他采用粗狂奔放、纵逸挥洒的笔触进行勾勒；前者生动捕捉了谢灵运怡然自得、放浪形骸的超然神态，后者则将粗笔勾勒与浅淡雅致的设色巧妙结合，传神地刻画出一位饮酒者酒后挑壶、手舞足蹈的欢愉瞬间，充满了生动的意趣与笔墨情趣。
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及终身校董，同时也是该校东方艺术系的创始人，在文史两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艺术及历史学科校友会名誉会长。此外，他还担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和终身研究员。他在南通大学被聘为终身教授，并担任楚辞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中国海洋大学，他出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在山东大学，他受聘为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和文史哲研究院特聘教授。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及兼职教授，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画研究院顾问。在外交学院，他获授名誉教授称号；在武汉大学，他被聘为特聘教授；在国防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他分别担任教授和名誉教授。济南大学聘请他为终身教授；郑州师范学院和中州大学则聘任他为特聘教授。他还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名誉院长，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在社会职务方面，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及杰出盟员、全国青联常委，并曾作为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参与工作。他还兼任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名誉馆长、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学术顾问，并主持稽山书院与盘山书院，担任山长。此外，他也曾作为山东梁山县政府顾问，为其文化发展提供专业指导。
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顾问、首都航空形象大使，同时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并受聘为中国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顾问暨国际文化交流大使，在多个重要领域持续推动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传播工作。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艺术家范曾先生参与及举办的各类重要展览活动持续不断，这些展览不仅记录了他个人艺术创作的轨迹，也反映了其作品在国内外所受到的广泛关注。一九七九年，他与董寿平先生在日本东京共同举办了联展，开启了其国际展览的序幕。次年一月，他与袁运甫、袁运生两位艺术家在家乡南通举办了“回通画展”。同年，他又与张仃先生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了联展。一九八零年九月，其“庐州行书画展”在安徽合肥举行。一九八一年，“范曾中国人物画展”于日本东京举办，随后在一九八二年与一九八三年，他又相继在东京的高岛屋与西武百货举办了个人画展。一九八六年，范曾画展分别在中国美术馆与天津博物馆举行。一九八七年，其展览足迹扩展至日本的东京、大阪与冈山。一九八九年四月，以“现代中国画坛鬼才”为主题的美术名品展在日本丰桥市举行。一九九零年，他与宋文治先生在日本东京举办了联展，同年亦在新加坡举办了新作画展。一九九一年，“范曾巴黎新作展”在台北新光美术馆呈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其书画展在深圳美术馆举办。为迎接新千年，一九九八年，“范曾的艺术世纪大展”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一九九九年，为庆祝南开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校内举办了“范曾画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其展览活动更为频繁。二零零四年一月，“甲申范曾书画展”于北京荣宝斋开幕，同年十月，“范曾诗书画展”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举行。此后，荣宝斋几乎每年都举办其新春或新作展，如二零零五年二月的乙酉新作展、二零零六年一月的丙戌新作展、二零零七年二月的丁亥新作展、二零零八年二月的戊子迎春画展、二零零九年一月的“趋近自然-范曾己丑迎春新作展”、二零一零年一月的庚寅新春书画展、二零一一年一月的辛卯年新作画展，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龙年迎春新作展。其间，亦有其他重要展览穿插进行，例如二零零六年九月在江西南昌举办的“范曾临八大山人作品——尊贤画展”，二零零七年三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回归与超越——范曾书画作品展”，同年六月在南开大学为其举办的七十华诞庆贺画展。二零零九年八月，“塞北祥云：范曾诗文书画特展”在鄂尔多斯市举行。二零一二年七月，“花都潋滟-范曾2012巴黎画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亮相。二零一三年一月，新春书画展照例在荣宝斋举办，同年四月，“十墨山房藏近代书画名家暨范曾早期作品展”在其故乡南通举行，十月其书画展远赴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二零一四年一月，“大木葱茏—范曾先生艺文回顾展”在北京太庙举办，同年八月，“守成与腾飞”范曾与卡尔多联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二零一五年四月，“范曾先生艺术成就展”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举办，六月“文明对话”范曾画展在意大利罗马独立宫开幕。二零一六年三月，“锦文掇英——范曾书法捐赠展”于国家博物馆举行，同年十二月“当代大儒范曾迎新画展”在荣宝斋举办。二零一七年七月，“高怀云岭——范曾八秩之庆艺文展”再次于国家博物馆盛大展出。二零二零年一月，“三绝诗书画—荣宝斋庚子范曾新春展”在荣宝斋开幕，其后二零二一年五月续办了辛丑年作品展。二零二二年一月，“寅虎迎春范曾书画作品、木版水印展”在荣宝斋举行。二零二三年一月，为纪念荣宝斋创立三百五十周年，特别举办了“翰墨缘-纪念荣宝斋350周年范曾书画特展”。二零二四年二月，“诗笺宝瑟墨醍醐——范曾龙年新春书画展”于荣宝斋呈现。最近的一次展览，则是二零二五年一月的“诗魂书骨新境界——范曾乙巳新春书画展”，同样在荣宝斋成功举办。这些跨越数十载、遍布海内外的展览，系统地展现了范曾先生在中国书画领域的深厚造诣与持续影响力。
一九八四年，日本冈山建立了范曾美术馆，该馆由享有盛誉的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担任名誉馆长，而长期致力于收集范曾作品的松田壮三郎之子松田基则出任首任馆长。日本冈山的范曾美术馆每年仅在二月份对外开放一次，每次开馆时间为三天。美术馆建筑是一座八角形的三层楼房，在深色的外墙上镶嵌着醒目的“范曾美术馆”五个大字，各类展品分别陈列于三层空间之中。所有作品均配以制作精良的镜框，展厅的整体设计也显得十分用心。除了展示范曾的诗、书、画作品之外，馆内还陈列了范氏家族历代编纂的诗集，以及范曾日常使用的印章和文房四宝等物品。在中国，第一家范曾艺术馆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南通大学成立，新馆坐落于南通大学新校区，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举行奠基仪式，二零一二年三月正式开工建设，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对外开放。艺术馆新馆汲取了中国传统建筑中“院落”布局的精髓，是一座独栋叠院式建筑，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负责设计。新馆总面积达六千六百平方米，内部共分为三个展馆。其中第一展馆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专题展，主要介绍和展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文史资料，包括该家族自明代以来连续十三代诗人的生平简介，以及范氏家族留存下来的珍贵手稿、书法作品、往来书信等内容。第二展馆为范曾先生艺术成就展，内容涵盖其个人生平介绍、已出版的各类专著与画册、所获众多荣誉的影像记录等，旨在帮助参观者全面、深入地了解范曾的艺术生涯。第三展馆为范曾先生书画作品陈列展，面积约一千平方米，集中展示了范曾具有代表性的绘画与书法创作。此外，艺术馆还专门设立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所，主要从事范氏家族十三代人在诗文创作、绘画书法、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该研究所已被列为南通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也是江苏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并于二零一零年获得文化部的表彰。除上述机构外，与范曾相关的艺术文化场所还包括：北京大学范曾先生艺文陈列馆（位于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负二层）、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范曾画室（位于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一层）、天津美墅金岛范曾艺文馆（位于天津市美墅金岛别墅二十三号院）、北京范曾艺术品有限公司（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大桥路八号尚都soho西塔），以及南通范氏诗文世家陈列馆（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濠南路十九号南通博物苑内）。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范曾便已积极投身于公益捐赠事业。一九八〇年，他创作的一幅《齐白石像》由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作为重要礼物，赠予了国际友好城市东京，这成为他早期艺术捐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二〇〇三年四月三十日，在获悉天津出现“非典”疫情后，范曾当即决定捐赠人民币五十万元，并亲笔题写了“战胜非典，匹夫有责”的勉励之词，以此与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共同表达抗击疫情的决心。范曾的慈善活动持续不断，二〇〇四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倡导下，季羡林、张锲、王蒙等五十五位著名作家与学者联合向全国文学爱好者及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倡议募捐建立“育才图书室”。范曾积极响应，为此项目捐助一百万元，成为当时额度最高的个人捐款。二〇〇五年四月九日，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亲自前往荣宝斋，向范曾颁发了《2004年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这张金额高达一百九十八万元的完税凭证，是当时北京市地税局开出的金额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体现了范曾履行公民纳税义务的典范作用。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八点零级强烈地震，灾情牵动人心，范曾迅速行动，捐出一千万元人民币用于紧急赈灾。次年，即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范曾又向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示中心捐赠三百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抢救和保护四川省羌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从一九八〇年至二〇〇九年间，仅据荣宝斋估算，范曾捐赠给祖国各地的书画作品价值就已达到五点三亿元。而若将时间跨度延伸至一九七八年至二〇一九年，其捐赠书画作品的总价值据估算更超过六十亿元，这还未计入他在各个时期以现金形式进行的各类捐赠。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宣部、民政部、广电总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主办并由中央电视台承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中，范曾再次慷慨解囊，个人为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区捐款一千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支援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
一九九二年，中国画家范曾先生应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的邀请，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发表专题讲学。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范曾先生于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以《王国维的审美裁判》为主题的学术讲座，现场邀请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与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共同出席，两位学者在演讲结束后分别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点评。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范曾先生又走进国防大学，发表了题为《国之大事》的专题演讲，并在活动期间向国防大学捐赠了大型文献典籍《范氏诗文世家》，以支持学校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范曾先生应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之邀，登上“外交学院名家大讲堂”的讲台，作了一场关于国学思想的专题报告，他还现场挥毫，为外交学院题写了“外交学院图书馆”以及“少年强则中国强”两幅珍贵的书法作品。直至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三日，范曾先生再次公开亮相，于东方艺术大楼的演播厅内，以“情寄南开”为主题进行了一场充满深情与回忆的演讲，与在场听众分享了他与南开大学深厚的情缘及其艺术人生的感悟。
二零零八年，范曾积极参与了首届国际儒学大会以及隆重的祭孔大典等一系列重要文化活动。在当年孔子文化节的开幕式现场，他作为文化界的代表，向山东省赠送了一幅精心创作的大型国画作品《孔子像》，以此表达对儒家文化发祥地的敬意，并支持当地的文化建设事业。
二零零九年，范曾先生曾受邀参与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特别电视节目《影响中国》。二零一三年五月，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一同来到北京大学，共同录制了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开讲啦》，该期节目以“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为核心主题，三位大家与北大学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二零一四年五月，他参与了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第二季的录制工作，此次录制专门为儿童节制作了特别专场节目。二零二一年十一月，范曾先生应邀参加了由中国网策划并制作的大型实景文化类深度访谈节目《似是故人来》第二季的拍摄。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再度亮相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大师列传》。进入二零二三年五月，一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制作、全景式展现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百年传奇历程的纪录片《国脉家珍》正式推出，范曾先生特意为此录制了视频致辞。同年十二月八日，他出席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约仪式暨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的启动仪式，不仅为节目的开播题字表示祝贺，还结合“药在金匮术通天人”这一深刻内涵，详尽地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中医药文化的独到见解与深厚体悟。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范曾先生的作品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价值水平，其国画作品的市场均价约为每平尺八十万元人民币，而书法作品则达到每平尺二十万元人民币。其中，成交价格最高的拍品是范曾于1997年创作的《八仙图镜心》，这件作品在2011年经由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功拍出，最终成交价高达六千九百万元，创造了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范曾在中国艺术界的市场影响力长期稳固，他已连续十七年入选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胡润中国艺术榜”，并且自2010年至今，已持续十六年稳居该榜单前十名之列。尤其在2011年与2012年，他曾两度荣登该榜单的榜首位置，这充分体现了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中所获得的广泛认可与持久热度。
根据家族谱牒的记载，范曾先生的先祖可以向上追溯至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而若以有详实史籍可考的具体世系为据，则可以从明末清初的第十二世祖范应龙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他的父亲范子愚先生。在这绵延十二代的家族历程中，范氏一族涌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和画家，其中足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璀璨光芒、堪称巨擘大师的人物，至少包括范凤翼、范伯子、范仲林、范罕等诸位先贤。范伯子，即肯堂先生，乃是范曾的曾祖父。他于同治年间以其卓越的诗才脱颖而出，开创了一代崭新的诗风，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陈散原先生并峙诗坛，犹如双峰并立，共同成为清代诗史上重要流派“同光体”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因为这两位老先生之间情谊深厚、志趣相投，进而缔结了儿女姻亲，近代中国画坛的大师陈师曾先生便因此成为了范伯子先生的乘龙快婿，这段联姻也成为文坛流传已久的一段佳话。南通范氏家族之所以能够跨越四百年而文脉传承不绝、代有才人，其深层原因或许在于范家世代多出大文人而非大官僚。第十一世祖范凤翼曾在明朝末年担任朝廷的吏部主事，然而因为他竭力举荐东林党人，遭到奸佞臣子的恶意弹劾，遂主动请辞返回故里，在南通修建了名为“退园”的居所，从此不再出仕，也因此避开了后来政局动荡中的屠戮之灾。自那时起，范家便以文人世家的清誉闻名于江南地区，而非倚仗官宦权势；这样的家族根基使得其文化传承不会因朝堂的兴衰而骤然中断，得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陈师曾先生作为范曾的姑祖父，在艺术史上尤以大力倡导和弘扬文人画理念而著称。
范曾与陈省身由于同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彼此交往十分密切。陈省身先生不仅是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还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荣获世界数学界最高奖项“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杨振宁与范曾的相识则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杨振宁对范曾的艺术创作极为欣赏，八十年代初期，他首次专程前往范曾家中拜访，两人初次见面便感到意气相投，交谈甚欢，彼此都十分愉快。到了1991年，杨振宁更是特意从美国远赴巴黎，专程探望当时旅居海外的范曾。范曾一向对季羡林先生怀有深厚的钦敬之情，而季羡林也对范曾的人品与才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赏。1998年，在《范曾的艺术》大型画册即将付梓出版之际，季羡林欣然为范曾题写了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与我如浮云。”此外，季羡林还曾以范文为范曾所创作的《达摩图》亲笔题字。范曾在后来追忆季羡林先生时曾深情地说道：“我与季羡林先生相交近二十年，在为人、为学等各个方面，他都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与指引方向的导师，每当我感到困惑迷茫时，他的点拨就像一盏明灯，让我豁然开朗；在我遇到艰难处境时，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予我最真诚的支持。”
我之所以将范曾先生尊称为当代大儒，绝非出于虚浮的赞美，而是基于对其学术与艺术成就的深切认知。许多人或许只了解范曾先生作为画家和书法家的身份，稍进一步者可能还知晓他工于诗词、文章锦绣，然而在我看来，他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其远超同侪的深厚学养与渊博学问。他是一位学有本源、承继传统并建立起自身独特语言体系的学问家。仅就其著作《庄子显灵记》而言，便足以奠定他在学术领域的崇高地位。（刘梦溪）曾有论者言，天下画家仅二人而已，一为我，一为范曾。（黄胄）范曾先生的思想足迹，始于深邃的历史学沃土，继而步及老庄哲思、禅林妙悟、画苑神韵、诗坛风华，既追溯古人智慧，又师法自然造化，既吸纳外洋精华，又深植中华根脉，可谓步步生莲，融会贯通。范曾先生实乃诗、书、画三者皆臻化境的大家。其艺术成就，堪称千载难逢。有人誉其为当代吴道子，此喻亦可见其造诣之非凡。阅读范曾兄的《庄子显灵记》，不禁令人遥想起当年诵读杜工部《秋兴八首》时的震撼感受，气象宏阔，思接千载，对诸多根本问题皆有深切触及，令人由衷钦服。范曾先生刻画人物能得其神髓，固然源于其才思之敏捷与学识之涵养；而其笔墨能传神写照，则更得益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勤努力与不懈锤炼。范曾、莫言、杨振宁等诸位先生同场交流的佳话，亦成文坛艺苑之美谈。范曾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展现出的睿智与洞见，令人印象深刻。其作品由内而外自然流露，挥洒之间尽显从容，既具高雅格调，又能为大众所欣赏。尽管我对书画一道实为外行，但每次欣赏范曾先生的作品，总是一次美的熏陶与享受。其作品正是其志向与学问、道德与践行的完美体现。我与范曾先生相识多年，交往愈久，愈能感受到其人如其字、其志蕴于画，字里行间可见修为，画境之中可窥人生。范曾先生堪称活着的国宝，其价值难以估量。忆及初识范曾先生之时，曾有人劝我与之保持距离。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年来，我非但未曾疏远，反而与范曾先生愈加亲近，而与当初劝诫之人却日渐疏远。究其根源，范曾先生身上那种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与蓬勃朝气，具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我对范曾先生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只视其为杰出画家，继而认识到他是一位深厚的国学家，最终才领悟到他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在这三个层面，他均有着精湛而深邃的造诣。其画品位居上乘中之最上乘，具有化育人心、超越形迹的感染力。范曾先生与其他画家的显著区别，正在于其无比扎实的国学根基。而能由一位画家之口，讲授出如此丰富且思想密度极高的哲学课程，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属罕见。范曾先生的书画作品中常出现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老子、屈原、曹操、李白、苏轼、王阳明等，这既是画家胸中爱国爱民情怀的自然抒发，也无不浸染着他自身炽热的精神追求。范曾先生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其所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正是因其根系极为发达，深深扎入中国厚重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文艺界与高教界，能有范先生这样一棵繁茂大树巍然矗立，实为一大幸事。范曾先生是一位罕见的天才，天赋异禀，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才华横溢；他不仅画艺超群，书法精妙，更在文学、史学领域功底深厚，诗歌、散文创作亦出类拔萃。昔人半生想象屈原风神，今朝竟能从范曾先生的画图中得见真容，此等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大诗人、大书法家、大画家，然能集三者最高成就于一身者，凤毛麟角，而今日在座的范曾先生正是其中一位。清代诗人赵翼曾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及范曾先生的艺术造诣，我以为已超越了数百年的尺度，而达到了杜甫诗中所喻的“千秋”境界。范曾老弟笔墨精妙，形神兼备，其肖像画作绝非寻常之作可比。范曾先生出身于一个绵延四百五十年、历经十三代诗人的著名文化世家，家学渊源极为深厚。他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博古通今，融贯中西，大力倡导“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文化理念，并亲身践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之先河。其文史哲著述中流露出的深切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同称道，而其文章之雄健奇丽、优美动人，屡次被誉为海内翘楚。
一九六二年，范曾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担任沈从文的助手，其主要任务是为当时正在编撰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在此期间，范曾因工作调动事宜曾多次求助，沈从文为此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诸多帮助与支持。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时，沈从文终究未能幸免，成为了被冲击的对象。面对铺天盖地贴满墙壁的大字报，沈从文内心充满苦闷与彷徨，他曾对友人史树青流露出深深的忧愁：“在台湾，我被斥为反动文人；在这里，我又被指为反共老手。我真是有家难回，天地之大，竟不知该往何处去。”最令沈从文感到震惊与心寒的是，在所有撰写大字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人中，火力最猛、言辞最烈的竟是他昔日曾悉心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在批判材料中写道：“（沈从文）头上长着脓包，已经彻底烂透了。他不仅撰写黄色小说，还公然组织黄色舞会。”面对如此颠倒黑白、恶意中伤的指控，沈从文在后来看到的一张大学报空白处，以沉重而简短的八个字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这寥寥数字，深刻折射出他在那个特殊年代所承受的精神创伤与内心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