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菲尔丁于1707年诞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妹妹萨拉·菲尔日后同样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菲尔丁在十三岁时进入享有盛誉的伊顿公学接受教育。至1728年，他远赴荷兰，进入莱顿大学深造。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由于父亲无法继续提供经济支持，他被迫中断学业，返回伦敦独自开始谋生。在前往荷兰之前，他已在伦敦戏剧界初试啼声，上演了其第一部戏剧作品《歌舞会中的恋爱》，该剧明显模仿了威廉·康格里夫风格的风俗喜剧。自荷兰归来后，菲尔丁的戏剧创作生涯持续至1737年。1734年，他步入婚姻殿堂，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租下了“小剧院”并亲自担任经理，同时为自己经营的剧院编写剧本。在此期间，他创作及改编的戏剧作品不少于二十五部，涵盖了多种类型，其中多数是以小歌剧形式呈现的闹剧，或是以描绘社会风俗与阴谋诡计见长的喜剧；而其中最具分量与影响力的，当属其讽刺剧杰作《巴斯昆》（1736年）与《历史记事》（1737年）。特别是《巴斯昆》一剧，上演后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成功；该剧的前半部分犀利地讽刺了当时选举制度中普遍存在的贿赂与舞弊丑闻，后半部分则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牧师、律师、医师等多个职业领域内的腐败现象。另一部作品《历史记事》，则巧妙地借用了当时用于记录国内外大事的年鉴名称作为标题，生动地描绘了1736年英国社会、政治与戏剧界的整体风貌。剧中有一个政治场景，描绘了五位政治家商议征税事宜，他们最终决定向“无知”征税，理由是当时大多数富有者恰恰处于无知的状态。剧中还有一场戏，直接影射了时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利用搜刮来的钱财贿赂政治反对派的行径。这部尖锐的政治讽刺剧极大地激怒了罗伯特·沃波尔本人，直接导致了1737年5月政府通过严厉的“剧院检查法案”，该法案查封了大量剧院，也迫使菲尔丁不得不终结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 此后，为了谋生，菲尔丁转而攻读法律，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三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七年的课程，并于1740年成功获得了律师资格。在从事法律实务的同时，他并未停止笔耕，先后主编了包括《斗士报》在内的四份刊物，并正式开始涉足小说创作领域。1740年11月，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帕梅拉》出版，菲尔丁在偶然读到这部作品后，对其中的道德说教感到不满，于是创作了一部戏仿之作《对沙米拉·安德鲁女士生活的辩解》，这部作品被文学界视为对乔纳森·斯威夫特和约翰·格雷讽刺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1742年，他发表了以帕梅拉的弟弟约瑟夫为主人公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传》。1743年，他又出版了三年前即已完稿的作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本书被广泛认为是对罗伯特·沃波尔的深刻讽刺，其主人公江奈生·魏尔德的人生轨迹与沃波尔的仕途呈现出一种平行对照的关系。书中那个统领一群小偷、野心勃勃想要成为“大伟人”的魏尔德形象，被认为是对沃波尔及其领导的辉格党集团的直接影射。 1748年，菲尔丁被任命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警察厅长，他在任内训练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专门从事犯罪侦查工作的侦探警察。这一职务使他得以深入接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睹了各式各样的人生百态，从而为其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和真实的素材。他在晚年所著的小册子《为穷人采取有效措施的提议》（1753年）中，明确表达了对贫困阶层的深切同情。1754年，由于日益严重的痛风病折磨，菲尔丁不得不选择退休，并遵照医生的建议前往葡萄牙的里斯本进行疗养。在旅途中及疗养地，他撰写了最后一部作品《里斯本航海日记》（1755年），但不幸的是，在抵达里斯本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直至二十世纪，他的作品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例如在1921年5月，中国翻译家林纾便与陈家麟合作，将菲尔丁（当时译作斐鲁丁）的小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译成中文，并以《洞冥记》为书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
菲尔丁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萧伯纳曾评价他是英国自中世纪直至19世纪这段漫长岁月里，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最伟大剧作家。菲尔丁的戏剧创作范畴广泛，主要涵盖笑剧、模仿嘲讽剧以及尖锐的讽刺剧等多种体裁。他早年曾积极参与戏剧实践，不仅为剧院编写了大量剧本，还一度亲自主持小剧场的工作。在其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完成了包括《堂吉诃德在英国》、《历史纪事》在内的二十五部政治讽刺喜剧，这些作品因其犀利的批判锋芒而均遭当局禁演。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则赋予菲尔丁“英国小说之父”的荣誉称号，以肯定其开创性贡献。进入40年代后，菲尔丁将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其中《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深刻而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而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则以独具特色的幽默笔调，生动揭露了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通过描述一个弃儿的坎坷身世与经历，有力地讽刺和抨击了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所充斥的庸俗风气、普遍虚伪以及道德败坏的现状。此外，菲尔丁还在该作品各卷的绪论中系统阐述了他对于小说创作的诸多见解，强调作家必须深入熟悉生活。菲尔丁的文学实践，奠定了直至19世纪末仍主导英国小说的、那种全面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作品对整个欧洲小说艺术的演进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菲尔丁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然而他在文学史上最为深远且重要的贡献，实则在于其开创性的小说创作。1741年，一部戏仿理查生著名作品《帕米拉》风格的小说《沙米拉》问世，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是出自菲尔丁之手。而另一部在嘲讽《帕米拉》的同时，又明确无误被认定为菲尔丁杰作的，则是出版于1742年的《约瑟夫·安德鲁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安德鲁传》这部小说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革新，它毅然摒弃了当时小说界惯用的书信体叙述模式，转而采用作者直接讲述的全知视角来推进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帕米拉的兄弟约瑟夫成为了主角，他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亲戚布比夫人家里担任男仆，却不幸遭遇了女主人的蓄意引诱。约瑟夫如同他的姐姐一样坚守美德，但他的命运却远不如姐姐那般幸运，因为严词拒绝诱惑而被恼羞成怒的布比夫人驱逐出门。随后，约瑟夫决定从伦敦出发前往乡村寻找他的恋人、女仆芳妮，途中巧遇了本村的亚当斯牧师，两人于是结伴同行，之后又意外地与前来寻找约瑟夫的芳妮相遇。从小说卷一第十章开始，作品的笔调逐渐超越了单纯的戏拟，转而深入描绘这三位主人公在漫长旅途中的种种遭遇，这部分内容也构成了整部作品最核心与精彩的主体。他们的旅程宛如一幅流动的社会画卷，接连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其中既有狡黠的客店老板和凶悍的断路强盗，也有善良与邪恶截然不同的牧师，以及仁慈与自私并存的各路旅客；他们还遭遇了糊涂颟顸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邪恶乡绅，乃至各式各样的地主、管家、隐士和穷人等。作者通过对这些路上场景与生活画面的细致刻画，生动而全面地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乡村社会的真实风貌与复杂世相。此外，菲尔丁还成功塑造了亚当斯牧师这一极为生动的癖性人物形象，他仿佛是一个英国乡村版的堂吉诃德，心地无比善良，热衷于打抱不平，但性情却颇为古怪，对现实的人情世态缺乏基本的了解，始终天真地相信好心必定会有好报。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与周遭社会普遍存在的种种恶习形成鲜明而深刻的对照，从而传达出其对社会的观察与批判。
《约瑟夫·安德鲁传》是亨利·菲尔丁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作品，而他实际创作完成的第一本小说则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该书出版于1743年）。这部小说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罪犯首领乔纳森·魏尔德为原型，此人在18世纪的伦敦可谓声名狼藉，却一度被冠以“伟人”的称号，最终因罪行累累被判处绞刑。早在18世纪初期，关于魏尔德的各类民间叙事便已广泛流传，包括谣曲、虚构对话、简短传记以及宣传小册子等多种形式，其中甚至还有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为他撰写的小传。当时英国的反对派文人常将魏尔德与执政的首相罗伯特·华尔浦尔相提并论，指责二人本质上都是掠夺公众的强盗。菲尔丁同样借鉴了魏尔德的生平事迹，以此为基础来尖锐讽刺华尔浦尔式的政客，不过他的讽刺手法在所有同类作品中显得最为刻薄，同时也最具文学艺术性。整部小说采用了魏尔德传奇生涯作为基本的叙事框架：他自幼便沾染偷盗恶习，成年后更组织起一个结构严密的盗贼集团，内部施行严格纪律，所获赃物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对于不服管束的手下，他便直接向政府当局告发。即便身陷囹圄，他仍在狱中与另一强盗头目激烈争夺，企图控制和勒索其他囚犯。故事的核心意图在于进行政治讽刺。在菲尔丁所构建的讽刺性定义体系中，“伟大”恰恰与善良美德相对立，事业的成功往往与个人德行毫无关联；所谓“伟大”，无非是压迫、剥削和欺骗普通民众，因此那些“征服者、绝对君主、首相”在本质上与盗贼并无二致。通过这部作品，菲尔丁有力地抨击了那些一心谋取私利的政客，例如书中描写狱中两派囚犯争夺“帽子”控制权的章节，便明显影射了当时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争斗的荒唐可笑，以及他们在掠夺本性上的高度一致。作为对比，小说中也尝试塑造了珠宝商人哈特夫利夫妇这一正面形象，他们屡屡遭受魏尔德的无情迫害，历经磨难后终于苦尽甘来。然而，这对夫妇的人物刻画在艺术上并不算十分成功：哈特夫利先生固然善良且富于情感，但形象显得平板缺乏生气；而哈特夫利太太最终能从魏尔德手中逃脱的情节安排，也显得有些突兀，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全名为《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年）的这部作品，被公认为菲尔丁文学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同时也常常被视为整个18世纪英国小说领域内最为杰出和宏伟的巨著之一。小说开篇细致叙述了主人公在乡村环境中的成长经历。善良而富有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了一名弃婴，即汤姆·琼斯，并将其与妹妹伯里琪的儿子布立非一同抚养长大。随着岁月流逝，两个孩子逐渐成人，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品性：汤姆为人真诚、心地善良、颇具侠义精神，但同时也显得轻率而任性；布立非则恰恰相反，他表面规矩守礼，内心却虚伪狡诈，工于心计。汤姆与乡绅魏斯顿的女儿苏菲亚之间萌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魏斯顿却强迫女儿嫁给将来能继承大笔遗产的布立非。布立非出于自私的算计也企图娶苏菲亚为妻，为此他不断暗中中伤汤姆，最终导致奥尔华绥在盛怒之下将汤姆逐出家门。苏菲亚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带着侍女离家前往伦敦投靠亲戚，并决心在路上寻找汤姆的踪迹。 《汤姆·琼斯》小说的第二部分集中描写了汤姆和苏菲亚各自在旅途中的种种活动与遭遇。原本打算出海谋生的汤姆阴差阳错地迷路前往伦敦，而苏菲亚也在同一条路上奔波，两人多次近乎相遇，却总是失之交臂。汤姆在客店中偶遇一队军人，因与人发生争执而受伤，随后又重逢了昔日的塾师巴特里奇，二人结伴同行。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之中，他们接连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隐居山林的隐士、流落街头的乞丐、四处漂泊的艺人、精于算计的律师、自由奔放的吉卜赛人、凶狠蛮横的劫盗以及严谨刻板的税官等等。这部分内容占据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被普遍认为是全书中最生动有趣也最具社会意义的部分，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描绘，深刻表露了作者对底层不幸者的真挚同情。主人公在伦敦的种种经历构成了小说的第三部分。为寻找苏菲亚而来到伦敦的汤姆，偶然结识了苏菲亚的表姐贝拉斯顿夫人，并一度受到她的诱惑而陷入情感纠葛。贝拉斯顿夫人还暗中唆使费拉摩爵士企图占有苏菲亚，幸而魏斯顿及时赶到，才使女儿免遭伤害。汤姆则因在自卫过程中伤人而被捕入狱。经历一系列波折后，真相终于大白：汤姆实际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也就是布立非同母异父的兄弟。布立非的种种阴谋诡计被彻底揭穿，而无罪释放的汤姆最终成为奥尔华绥先生的合法继承人，这对历经磨难的情侣终于得以喜结连理。 菲尔丁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极为出色且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汤姆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化青年，他性情急躁、行为冲动鲁莽，尤其难以克制自己的情欲，容易受到诱惑，在与女性的交往中也往往不够谨慎检点。然而，他天性中充满了善良与正直，为人光明磊落，富有强烈的同情心，总是乐于助人，从未有意做出损人利己之事。汤姆不是传统意义上道德的化身，但他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体现了健康而自然的人性本质。正如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所生动比喻的那样：“读完理查逊的小说后再捧起菲尔丁的作品，就如同从一间被火炉烘烤得闷热的病房走出，突然踏入五月里惠风和畅、阳光明媚的露天草地。”布立非则仿佛站在汤姆的对立面，他外表虔诚，笃信上帝，严格遵守一切既定的行为准则，时刻不忘强调责任与道德，实际上内心却诡诈阴险，自私贪婪，所谓的虔诚与美德不过是他谋取私利时所佩戴的虚伪面具。布立非与汤姆之间的鲜明对立，本质上反映了那种虚伪的清教道德与发自天性的“自然道德”之间的深刻对立。菲尔丁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文明世界中充斥的伪善与庸俗风气，热情赞扬了纯朴之人所葆有的善良品质，这种思想倾向与启蒙时期流行的“返回自然”的理念颇有相通之处。他借助山中隐士之口，叙述了在城市文明条件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与幻灭，但他并不认同隐士所选择的彻底避世的解决方式，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人们内在道德的改善与提升，来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汤姆·琼斯》这部小说也因其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而备受后世评论家的称赞。作品篇幅宏大，内容涵盖乡村、旅途和伦敦三大部分，如同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生动描绘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全景，以及形形色色的男女人物肖像，然而全书线索依然清晰分明，故事情节连贯紧凑，充满引人入胜的张力。汤姆的身世之谜构成了贯穿始终的强烈悬念，直到结尾处才豁然解开。故事的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因前文埋下的诸多伏笔而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此外，小说的语言风格也极具特色，文笔清晰流畅，表达灵活生动，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机智与幽默的光芒。
《阿米莉亚》（1751年）作为菲尔丁的第四部同时也是其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小说，被作者本人视为最为珍爱的作品。然而，该作品在问世之初所获得的公众反响却相对冷淡，这一境遇直接导致了菲尔丁自此之后未再涉足小说创作领域。故事围绕出身富裕家庭的阿米莉亚展开，她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毅然与贫穷的军官布斯上尉结为连理，他们的婚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婚后时期的汤姆与苏菲亚的写照。布斯上尉本性善良，但其意志力却较为薄弱，他沉溺于赌博，并因卷入一场群体斗殴事件而锒铛入狱。在狱中，他重逢旧识马修小姐，两人之间发展出一段暧昧关系。阿米莉亚始终以宽容之心对待丈夫，她默默忍受着生活带来的贫困与艰辛，同时坚决抵抗来自有权势人物的各种诱惑，恪守自身的道德操守。她的坚韧最终迎来了幸福的回报：布斯深刻认识到自己过往的过失，夫妇二人继承了阿米莉亚母亲留下的遗产，全家从此过上了和睦美满的生活。 《阿米莉亚》这部小说与作者的其他作品相比，整体基调显得更为沉郁，其主要笔触集中于描绘社会中的种种黑暗面，先前两部小说中常见的滑稽与幽默元素在此已大幅减少。女主人公阿米莉亚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蕴含了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小说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尖锐批判，揭露了特权阶层如何肆意妄为，美德如何被随意践踏，法律体系往往倾向于维护富人的利益，而穷人则在各处遭受压迫与凌辱。阿米莉亚曾悲愤地控诉：“老天哪！我们那些大人物究竟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难道他们确实属于另一种人类，与常人截然不同吗？难道他们天生就没有心肝吗？”这些言辞强烈体现了作品的批判锋芒。然而，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这部小说却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内容明显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布斯对早年生活的回溯性叙述，另一部分则聚焦于阿米莉亚所面临的种种遭遇与不幸。整体故事的叙述有时显得冗长，其中大段的对话也颇为乏味。但值得肯定的是，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波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展现了作者在心理写实方面的深厚功力。
菲尔丁在小说理论领域同样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其首要功绩在于明确了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学形式的稳固地位。在《约瑟夫·安德鲁传》的序言部分，他创造性地将自身创作的小说定义为“散文滑稽史诗”，随后在《汤姆·琼斯》各章节的绪论中，他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自身所秉持的小说创作理念。菲尔丁明确提出，小说在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为接近史诗的宏大格局，除却缺乏严格的韵律形式之外，几乎具备了史诗所拥有的一切核心特征：“包括完整的故事框架、复杂的情节安排、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独特的文体风格。”他的小说作品虽然以滑稽幽默的风格见长，但又与传统的喜剧存在明显区别，正如他所指出的，“小说所涵盖的情节范围更为宽广，包容的社会层面更为宏大，涉及的事件类型更为多样，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在人物塑造这一关键环节上，菲尔丁格外强调“典型性”原则，致力于通过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普遍的社会特征。就情节构建而言，他注重将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偶然机遇巧妙结合，以增强故事的合理性与生动性。同时，他对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也极为重视，主张叙事应做到详略分明、主次有序，既要保证故事情节能够持续吸引读者，又要确保作品内部具有严谨而统一的有机整体性。此外，菲尔丁在其小说实践中确立并完善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有意识地将叙述者的语言与故事人物的语言清晰区分开来，这一创新使得英国小说逐渐摆脱了以往单纯平铺直叙的简陋形态，转而发展成为一种兼具艺术深度与审美意趣的成熟文体。从理论建构到创作实践，菲尔丁以其全面而深刻的开拓性工作，为英国小说的成熟与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杰出贡献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