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本名冯禄祥，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失去双亲，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仅在本村接受过四年小学教育。十一岁时，他便开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早早体会了生活的艰辛。“七七”事变爆发后，怀着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冯志毅然投身八路军。他最初在冀中九分区政治部担任警卫员，随后被调入冀中九分区政治部文工团，并进入冀中野战三纵队前线剧社成为一名演员。1939年7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与工作中表现突出，曾多次荣立战功，并获得模范党员、模范青年等荣誉称号。1942年冀中地区遭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冯志因表现优异被选拔至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担任小队长一职。他在敌后环境里积极开展游击作战，屡次建立功勋，因此荣获了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奖章。自1945年5月起，冯志开始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神枪手——谢大水》（《前线报》），开启了其文学创作的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志于1947年冬季进入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系统提升自身的文化与理论素养。1949年，他出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投身新闻事业。1951年，他调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科长以及文艺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撰写了多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歌、寓言以及革命回忆录等各类作品。1958年，他的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其优秀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的空前残酷大扫荡为历史背景，生动描绘了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并着重叙述了一支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于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开辟工作、打击敌人、宣传抗日的英勇事迹。作品成功塑造了武工队小队长魏强这一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此后，冯志始终坚持以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8年至1966年间，他又先后完成了《前线文工队》、《成长曲》、《地下游击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未能来得及出版，冯志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不幸逝世。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侵略军集结了超过五万人的日军及伪军部队，在空军飞机的掩护下，出动数百辆坦克与汽车，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部署指挥，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极为残酷的“拉网”式大规模扫荡。在这场扫荡中，日军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致使冀中地区在短时间内沦为了敌占区，几乎每个村庄都设立了岗楼，各处要道筑起了碉堡，封锁沟纵横密布，日寇、伪军与汉奸肆意横行，局势异常危急。为了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一支精干灵活的武装队伍，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斗争，这支队伍被命名为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简称为敌后武工队，这也是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最早出现的敌后武工队组织形式。冯志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请缨报名参加，经过选拔被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自此，他积极发动并紧密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率领队员们开展拔除炮楼、歼灭日寇、铲除汉奸、惩治恶霸等一系列行动，灵活运用多种战术打击和瓦解敌军，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敌后神八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冯志曾三次负伤，左锁骨曾在与敌人白刃战中被打断，左手食指也被刺残，头部和胸部都曾中弹。有一次，他前往军区参加会议，返回途中与一队日军突然遭遇，情急之下闪身躲进路旁的麦秸垛中。日军士兵用刺刀逐一捅刺麦秸垛进行搜查。当感觉到敌人逼近时，冯志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扳机，不料枪竟未响，而那名日军士兵也没有刺向他藏身的这个麦秸垛，转身离去。事后检查才发现，枪机被麦秸秆卡住，正是这一意外让他奇迹般地躲过一劫。更为难得的是，在他担任小队长期间，麾下数十名武工队员竟无一人牺牲。凭借机智勇敢的表现和屡次建立的战功，冯志被评为模范党员，并荣获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一等奖章。一九四四年，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冯志被调至冀中第三纵队前线剧社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经常深入部队采访，了解新人新事，收集生动鲜活的素材撰写成稿件，投递给《前线报》。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又是初涉写作，起初他的投稿屡遭退回。但他并未气馁，坚持勤学苦练，最终他所采写的人物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引起了《前线报》的注意，报社编辑主动找到他，共同研讨素材，提出修改建议。经过反复四遍修改，这篇文章终于在《前线报》上刊登发表。在编辑们的悉心指导与自身不断勤写多练之下，冯志逐渐掌握了写作的“门道”。他以炽热的战斗生活为源泉，陆续创作了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通讯《团结模范高永来》以及小剧本、诗歌、歌词、快板等多种形式的作品。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例如讲述武工队员护送干部穿越铁路故事的《护送》、反映惩办汉奸侯扒皮的《打集》和描写攻克保定南关火车站的《化袭》。一九四七年冬天，冯志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毕业后于一九四九年调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冯志于一九五一年调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曾先后担任编辑、记者、科长、文艺部副主任等职务。在工作之余，他开始了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创作。关于《敌后武工队》的写作初衷，冯志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内容，冯志在该小说《前言》中介绍道：“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一九五六年，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敌后武工队》初稿完成。一九五八年冬天，《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冯志也因此被吸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夫人苑莎在冯志的生命中扮演着多重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更是并肩前行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两人的情谊始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在共同的理想与奋斗中相知相惜。当冯志潜心进行文学创作时，苑莎常常在一旁悉心协助，为他一丝不苟地誊写与整理手稿，在默默支持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育有两个孩子，长子名为冯玲。而小儿子冯刚则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知名导演。
在保定生活时，我们仅有一间屋子，中间用砖墙隔开，分成了里外两个小间。老冯将里间当作自己的书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尽管日常工作十分繁忙，晚上不是外出采访就是参加各种会议，但无论多晚回家，他都为自己定下一条铁律：每天必须动笔写作。有时写到情绪激昂之处，连笔都舍不得放下，常常彻夜不眠地写下去，第二天却还得照常上班。夜深人静时，我和孩子们早已入睡，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躺下休息的。有时正睡着，他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抓过纸笔匆匆记下一些灵感；或者披上衣服出门，久久不归。有一回我出去寻他，发现他竟坐在房顶上静静观察月亮，说是想亲眼看看新月究竟是什么模样。还有一次，父亲前往军区开会，返回途中与日本鬼子迎面遭遇，他急忙闪身躲进路旁的一堆麦秸垛里。鬼子持着刺刀挨个挑刺那些麦秸垛，父亲感觉到敌人已走到近前，便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扳机，谁知这一枪竟未打响，而鬼子也恰巧没有挑刺他藏身的这个垛子，转身离开了。事后父亲检查才发现，枪口已被麦秸秆卡住——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脱险。徐水县王村的老武工队员贾正喜回忆道：冯队长长得特别精神，双眼炯炯有神，仿佛会说话一般。他胆识过人，枪法极好，枪一抽出子弹便应声而出，又快又准，真是个有本事的人。我们九分区武工队于1942年8月在完县（今顺平）贾各庄正式成立。当时冯志担任小队长，我是副队长，两人是老搭档，经常一起行动。出发前，我们接受了系统培训，学习如何在敌占区开展活动、如何做群众工作以及如何向鬼子喊话等。开始执行任务后，我们先从宣传工作入手，张贴标语。一天夜里，冯队长带领我们四名武工队员掩护二十多名抗战干部返回冀中，我和魏树槐负责在前探路。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封锁沟里，我们发现了三个穿便衣的人，怀疑是敌人，于是分头隐蔽。我趴在一个土堆后，这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敌人，用枪指着我逼问：“哪部分的？”“满城特务队的。”“队长叫什么？”“我想想啊，叫……”我趁对方一愣神的瞬间，掏出手枪一下子撂倒了问话者，纵身跃出了深沟。敌人持枪包围上来，老魏负伤后急中生智，假装朝前方大喊：“把机枪调过来！”敌人一听，吓得抱头就往回逃。而此时，冯队长早已带领干部们安全越过了封锁沟。我和冯志都是静海县人（原属河北省，现属天津市），我家住义渡口村，他住在大邀铺村，两地相隔三十多里，但过去从未有过交往。直到编辑《敌后武工队》这部书稿时，我们才得知彼此原是老乡。这不仅加深了我们的乡谊，也建立起友好的编创合作关系。他每次到总政“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来，都是由我下楼到南门警卫室接送。他的《敌后武工队》中所写的故事，大多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书中的小队长魏强，几乎可以看作是他本人的化身。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充满了传奇般的生活气息与浓郁的地方特色，生动而感人，读来令人兴致盎然。大约在1944年，他被调往前线剧社工作，而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部书的雏形，经过多年的沉淀与孕育，这部作品才终于问世。可以说，冯志如果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那段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绝不可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