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七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以下简称赫鲁晓夫）出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一个名为卡里诺夫卡的小村庄。他的双亲都是家境贫寒的农民，家中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比他年长两岁的姐姐。赫鲁晓夫在故乡卡里诺夫卡接受了为期四年的基础教育，这段学习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老师丽迪娅·舍甫琴科不仅教授常规课程，还私下让他接触到了一些在沙俄时期被列为违禁的书籍，并不断鼓励他应当坚持求学、拓宽视野。在当时俄国乡村普遍保守且笃信东正教的社会氛围中，这位女教师却能够突破种种传统束缚；她本人曾参与过革命活动，并且持坚定的无神论立场。正是在她的启蒙与引导之下，赫鲁晓夫开始萌生最初的政治意识，逐渐认识到社会存在的不公现象，了解了历史上著名的普加乔夫起义，并由此开始反思与抵制自幼从乡邻——尤其是从虔诚的母亲那里——所接受的宗教熏陶。然而，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极为拮据，赫鲁晓夫最终不得不中途辍学。 一九〇八年，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毅然带领全家离开对于农民而言通常难以割舍的故土，迁往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尤索夫卡（该地在一九二四年改名为斯大林诺，后又于一九六一年更名为顿涅茨克）寻找新的生计。父亲在当地的乌斯片斯克矿场找到了一份矿工的工作，母亲克列尼娜·伊凡诺夫娜则靠为他人浆洗衣物来补贴家用。年少的赫鲁晓夫每天需要步行至四俄里外的学校上课，放学后以及休息日则到矿上打工，负责刷洗锅炉等杂活。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磨砺中，年仅十四岁的赫鲁晓夫逐渐在工厂环境中成长为一名技艺娴熟、备受认可的钳工。
一九一二年四月，位于西伯利亚的连纳金矿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罢工运动，约六千名矿工因长期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人格侮辱而集体抗议，却遭到沙皇宪兵部队的血腥镇压，导致超过五百名矿工伤亡。这一惨案如同狂暴的飓风，瞬间打破了斯托雷平改革以来表面维持的“平静”局面，全俄各地的罢工浪潮迅速高涨、相互声援。当时，赫鲁晓夫等人也在各自所在的工厂组织罢工，同样遭遇军警的暴力打压，赫鲁晓夫作为罢工领袖之一被厂方开除。同年五月，他辗转至鲁钦科夫附近一处由法国人经营的矿井工作。在这段时期，赫鲁晓夫开始参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组织活动，甚至一度萌生移民美国的念头。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赫鲁晓夫所从事的机械装配工属于后备役豁免行业，他得以免于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并领导当地的罢工与反战示威。一九一五年三月，赫鲁晓夫参与领导了鲁钦科夫矿场的大罢工，最终使斗争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他坚持阅读各类进步书籍，并将书中的描述与俄国现实相对照；例如在阅读左拉的《萌芽》时，他感到左拉笔下的场景仿佛不是法国，而是俄国，从而认识到无论法国还是俄国，工人的处境本质相同。在听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时，他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不过，当时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理解仍较为肤浅。一九一七年三月，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随之覆灭。赫鲁晓夫如愿当选为鲁钦科夫矿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并成为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忙于逮捕当地警官、解散反动警察、组建工人纠察队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还在布尔什维克推动成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在工人中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提升。同年十一月七日，列宁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权转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在顿巴斯其他地区，苏维埃由布尔什维克主导，政权和平移交；但在尤索夫卡的苏维埃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仍占多数。直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工人群体的压力下，苏维埃被迫改选，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领导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当选为主席。赫鲁晓夫在此过程中贡献突出，因而被推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然而整体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力量仍相对薄弱：基辅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中央拉达”手中，沙皇将军卡列金的部队则威胁着该地区南部。为此，顿巴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动员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加入尤索夫卡赤卫队第一团，并与工友达尼洛夫共同领导鲁钦科夫矿工人营。就在这段艰难时期，赫鲁晓夫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工人赤卫队的武装斗争虽取得不少胜利，却未能完全阻挡自卫军队的进攻。一九一八年春，外国反动势力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德军进入乌克兰并与“中央拉达”勾结建立傀儡政权，白色恐怖笼罩各地，赫鲁晓夫等人成为通缉对象。为躲避迫害，他携家人迁回家乡卡利诺夫卡村，先在鲁钦科夫煤矿工作，后又短期任职于某农业地区革命委员会。不久，他响应党的号召，告别妻儿，奔赴刚刚爆发的国内战争前线。起初，赫鲁晓夫在步兵师政治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一八年夏参与察里津（后改称斯大林格勒）战役，同年秋调至新组建的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职；一九一九年春起担任该军第九步兵师七十四团二营政委。一九二零年底，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以人民的胜利告终。赫鲁晓夫脱下军装，重返鲁钦科夫矿，凭借其资历与在红军中的职务，被任命为该矿副矿长。他回到家乡顿巴斯时，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一九二二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出现可怕的食人事件。乡村情况比矿区更糟。我的前妻在一九二一年的饥荒中去世，她的离世令我悲痛万分。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儿子列昂尼德和女儿尤利娅。”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激活市场，试图通过国营商业与私人商业的竞争最终战胜私商。但在初期竞争中，公营商业多处于劣势，赫鲁晓夫管辖的地区也不例外，这使他深感焦虑。他几乎每日走访市场了解情况，随后到工人合作商店提出批评与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多基于实地调查，往往行之有效。鲁钦科夫矿的生产恢复与赫鲁晓夫的工作成绩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决定将他提升半级，调任帕斯图霍夫矿矿长。然而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一任命，反而请求解除党内职务，因为他希望进入尤索夫卡矿业技术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班学习（该培训班后来发展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经多方努力，他于一九二三年如愿入学。进入矿业技术学校后，赫鲁晓夫当选为学校党委书记，不得不将时间精力一分为二：一方面作为普通学生上课学习，另一方面协助校长处理校务，如整理校园、建设校办实习工厂等。因政务繁忙，老师认为他的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赫鲁晓夫参加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月加入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他曾短暂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持异议，但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从未公开承认此事。一九二四年底，赫鲁晓夫从工农速成班毕业，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一座小城、三个大市镇、十一个村庄及彼得罗夫斯克煤矿。区党委设在彼得罗夫斯克，区苏维埃执委会位于马林斯基村，赫鲁晓夫终日往返两地，与执委会主席共同协商、指导工作，全心投入当地的生产与民生事务。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届联盟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作为代表之一出席。抵达莫斯科后，他与同行代表被安排入住加雷特尼大街的苏维埃大厦。由于大会在座位安排上给予产业工人集中的顿巴斯地区党组织特殊优待，加上赫鲁晓夫总是最早到场，他的座位被安排在中区第一排正中央，与主席台正中的斯大林相对；正是从此时起，他对斯大林的崇敬与信服日益加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赫鲁晓夫被提拔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兼斯大林诺党组织副书记。九个月后，他在其上司莫伊谢因科的去职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七年，顿巴斯地区的煤炭产量已经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当地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部分城镇甚至新建了文化室与电影院，为工矿社区增添了文化生活的气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凭借其政治上的可靠表现与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引起了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关注。次年的一天，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召至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告知他希望其担任乌克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职。据卡冈诺维奇向赫鲁晓夫解释，这一提议主要是因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委员数量很少，而作为矿工背景的赫鲁晓夫加入中央，能够增强组织内部的工人成分。然而赫鲁晓夫自己分析认为，卡冈诺维奇此举的真正意图在于扩大个人在党内的影响力。起初赫鲁晓夫婉拒了这一安排，但随后他又主动找到卡冈诺维奇，表示自己愿意接受组织的调动，只是希望将来有机会时能将其调整到其他岗位。于是，赫鲁晓夫便在乌克兰中央组织部长尼·涅·杰姆钦科的领导下担任了副部长。但赫鲁晓夫对组织部日常事务感到颇为枯燥，因此他再次前去催促卡冈诺维奇兑现之前关于调动的承诺。不久后，卡冈诺维奇便安排他前往基辅市担任组织部长。然而在基辅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加之此时卡冈诺维奇又被调往联共（布）中央任职，赫鲁晓夫感到前途有些迷茫。 一九二九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培养大型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工业学院，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工业企业中的党员领导者，并明确规定对工人出身的企业干部予以优先考虑。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基本符合相关条件，加之此时他正觉得在基辅难以施展抱负，于是决定放弃官职、前往求学。不过赫鲁晓夫的入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校方认为他属于党务干部，应当转到联共中央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去学习。尽管赫鲁晓夫争辩说自己曾在尤索夫卡的煤矿长期工作，且出身特别贫苦，但这些理由并未被采纳。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卡冈诺维奇出面协助，不出几天便顺利获得了入学资格。虽然最终他并未完成全部学业，但在政治上却获得了迅速提升。当时工业学院内正充斥着反斯大林的所谓“右派分子”，赫鲁晓夫积极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抨击这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对他们进行指控与告发，他本人也因此很快当选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并认为她有可能在斯大林面前提及自己的表现，但实际上一直在背后推荐他的仍是卡冈诺维奇。 一九三〇年，赫鲁晓夫担任了莫斯科最大的行政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次年，在卡冈诺维奇的推荐下，他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后，赫鲁晓夫接替了米·留京，出任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由于留京曾提出一项反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其本人被流放处置。赫鲁晓夫自己则认为，担任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无疑意味着自己在党的阶梯上又向上迈进了一级。又过了半年，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的第二书记，但他仍为未能在工业学院完成学业而感到遗憾。不过，赫鲁晓夫顺利通过了组织上的考验，于一九三二年担任了莫斯科省委中仅次于卡冈诺维奇的第二书记。 一九三四年，赫鲁晓夫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在他看来，当时的选举程序“十分民主”：他获得的反对票数与斯大林一样，都是六张。“这意味着我所处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一九三五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同时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得到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位，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辖区广泛，包括了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等地。这两项工作都涉及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地下铁路的建设。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人们几乎将建造地铁视为不可思议的工程，其困难程度甚至超过后来筹划宇宙飞行时的挑战。施工条件异常艰苦，工程动用了七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亲自深入正在挖掘的隧道视察，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现场问题，有些技术难题甚至需要直接向斯大林汇报。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曾要求工人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并且忽视了技术人员关于坍塌危险的多次警告，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安全事故。尽管地铁工程未能在原定计划日期内完工，赫鲁晓夫仍因其在建设中的表现被授予了列宁勋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深夜，卡冈诺维奇向赫鲁晓夫发去紧急电报，通报了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遭遇暗杀的不幸消息，并要求立即组建一个前往列宁格勒的代表团。该代表团须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领导人，同时还需从莫斯科党组织及莫斯科工人阶级中挑选六十人共同前往。赫鲁晓夫受命率领这支代表团赶赴列宁格勒，在参加守灵仪式后护送基洛夫的遗体返回莫斯科。接到指示后，赫鲁晓夫迅速赶往莫斯科市委，紧急凑齐了代表团成员并于当夜启程前往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秘密信件，郑重警告各地党组织“必须防止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庸俗的粗心心态”。信中强调：“布尔什维克绝不能高枕无忧、放松警惕。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处之，而是高度警觉，是那种真正的、具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精神的警惕性。必须牢记，敌人的处境越是绝望，他们就越可能采取极端手段，以此作为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垂死挣扎。”由此，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一九三六年这场大恐怖的浪潮中，赫鲁晓夫一方面积极宣传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要求各级党组织提升警惕，并反复强调“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表明，敌人越是陷入绝望，就越会不择手段，甚至采取恐怖行动，因为他们自觉已面临灭亡”；另一方面，他仍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他在大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体现在舆论动员、视察监狱等方面，并未直接参与审判或处决行动。然而，他也没有为自己认为忠诚的老同事、老部下出面说情，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干涉内务部的正常工作。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一位被列入选票的同志遭到内务部反对，赫鲁晓夫只得将其从名单中删除。在视察监狱时，他见到曾同在鲍曼区共事的同事特列瓦斯被关押在内，却也未表露任何同情。当时，奥尔忠尼启则曾请求赫鲁晓夫为维萨里翁·洛米纳泽说情以避免其被处决，但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请求，他的回答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洛米纳泽是一名反对派分子，党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进行谴责。”奥尔忠尼启则眼见无法阻止这场大恐怖，最终选择开枪自杀。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三十八名高级官员中，仅有三人幸免于难；在莫斯科地区其他城市与地区共计一百四十六名党委书记中，有一百三十六人“遭到镇压”。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几乎所有曾与我共事的人都被逮捕了。” 美国安赫斯特学院教授威廉·陶布曼在《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中记述道：“在大清洗运动中，赫鲁晓夫始终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他在莫斯科任职期间，三十八名市、区高级官员中只有三人幸存，一百四十六名党委书记中仅有十人幸免，六十三名当选的莫斯科党委成员中也只有八人存活。一九三七年，政治局分配给他逮捕三万五千名‘人民公敌’的指标，其中五千人需处决，赫鲁晓夫随后适时向上报告，称已逮捕四万一千人，处决八千五百人，并进一步提出，有两千名前富农逃入莫斯科地区，也应予以逮捕。‘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踏过敌人的尸体前进。’他在公开处决托派分子的现场如此宣称。”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三十五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约五千人将被执行枪决。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近两千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额度。七月十日，他向斯大林报告称莫斯科省市已逮捕约四万一千三百零四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亲自圈定了八千五百名应被判处死刑的“第一类”敌人。但赫鲁晓夫很快也遇到了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自己在一九二三年与托洛茨基主义曾有牵连，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明这些情况。斯大林接见了赫鲁晓夫，起初建议他不要在党员大会上提及此事，但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提议下，又认为他最好公开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补充说斯大林“清楚我所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全场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由于大清洗浪潮对乌克兰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未被镇压的乌克兰高级领导人仅剩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而斯大林对他们并不信任。乌克兰共和国不能陷入瘫痪，斯大林需要派遣一位自己信任的人去领导并控制乌克兰，他最终选中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得到了主管干部工作的联共中央书记处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的支持，后者将自己的副手布尔米斯坚科派给赫鲁晓夫，同时还从联共中央机关和莫斯科党组织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对他进行支援。在此前举行的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赫鲁晓夫被提名取代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报纸刊登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例行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赫鲁晓夫才正式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基辅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抵达乌克兰时，大清洗的浪潮已逐渐趋于平息。他看到许多老相识，包括他担任组织部长时的老上级——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都遭到镇压，这引发了他内心的疑虑。他开始关注并过问基辅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工作，并设法保护了自己所信任的基辅市委第二书记切列平。然而此时全国的肃反运动尚未完全结束，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仍不敢有丝毫松懈。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许多坏分子、变节者和叛徒渗入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间谍。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分子。”乌克兰党中央对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三八年夏季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只有在联共中央派遣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到乌克兰领导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我们才真正行动起来，无情而彻底地铲除了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务与垃圾。” 尽管如此，仍有人试图陷害赫鲁晓夫。卢卡绍夫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十分欣赏且关系亲密的一名下属，负责莫斯科工人合作社的蔬菜水果采购事宜，赫鲁晓夫赴乌克兰时特意任命他担任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这一要职。然而有一天，卢卡绍夫突然被捕，被捕后被迫供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派其前往波兰和立陶宛采购洋葱种子，实际上是执行一项与国外反动组织建立联系的秘密政治任务。尽管卢卡绍夫始终拒绝承认，后来又被释放，赫鲁晓夫仍亲自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了购买洋葱种子的缘由与经过，而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忠诚深信不疑。一九三八年，有十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人被逮捕，而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零年间，被捕总人数达到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一人外全部成员均遭逮捕，整个政府机构几乎被彻底更换。但赫鲁晓夫在实际处理各级干部时，主要采取降职使用的惩罚方式。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来到乌克兰并非为了继续推行大恐怖，而是要将乌克兰的工农业生产推动上去。赫鲁晓夫也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表示：“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打倒。但我们绝不能伤害任何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必须同那些造谣中伤者进行坚决斗争。”
一九三九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尽管赫鲁晓夫已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但他对条约的具体内容与签署过程并不知情。九月一日，德国法西斯悍然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随后在九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波兰国家及其政府已实际解体，同时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为由，下令红军进入波兰东部地区，将根据一九二一年《里加条约》划归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版图。赫鲁晓夫以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随同红军前往西乌克兰接收该地，并按照苏联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对其进行全面整顿。由于西乌克兰共产党及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均遭解散，其成员多数被指控为煽动分子、叛徒或毕苏斯基代理人而被清除，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已不复存在。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迅速建立起新的党政机关，随后推行工业国有化政策，并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对于这些变化，赫鲁晓夫曾评价称，一九三九年“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件便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重新合并为统一的苏维埃国家”，并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乌克兰族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而在利沃夫等主要城市，居民仍以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主，加之大量波兰难民涌入，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独立情绪依然强烈，苏联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将该地区转化为抵御德国侵略的稳固后方。二战前夕乌克兰的领导集体中，赫鲁晓夫已位列其中（左四为其本人）。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声望日益提升，已有若干集体农庄以其名字命名，他的母校顿涅茨工学院也改称为赫鲁晓夫工学院。一九四一年，乌克兰农业呈现丰收景象，庄稼长势旺盛，老一辈人普遍认为这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收成最佳的一年；工业生产同样形势向好，煤炭产量持续增长。同年六月中旬，战争气氛日趋紧张，赫鲁晓夫被斯大林召往莫斯科，他当即请求返回基辅。六月二十日，赫鲁晓夫抵达基辅，仅两天后的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德国突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及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大举进攻苏联时，赫鲁晓夫正在基辅履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赋予其与军事指挥官同等的权力，规定未经其签署不得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严令赫鲁晓夫所在的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但红军最终在基辅陷入德军合围，损失惨重，赫鲁晓夫与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高级将领突围撤离。德军宣称在基辅战役中俘获六十五万五千名苏军士兵，而苏联方面的数据显示，被围的六十七万七千零八十五人中仅有十五万零五百四十一人成功突围。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提到，战前他曾建议斯大林撤退，但赫鲁晓夫当时向斯大林表示基辅可以守住。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在回忆录中则写道，他与布琼尼曾决定调动部队以避免被德军包围，直至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布琼尼的指挥职务。他痛心疾首地回忆道：“从军事角度看，这一切显得极不理智甚至无知。我难以找到恰当的言辞来描述。当时对‘寸步不让！’这一口号存在片面而错误的理解。这就是盲目坚持‘寸步不让’的后果。我们未能挽救这些部队，没有及时组织撤退，最终丧失了它们……这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肩扛勋章的赫鲁晓夫留影于战时常中。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铁木辛哥与赫鲁晓夫指挥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域对德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共投入六十四万兵力，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战役初期苏军进展顺利，但五月十七日德军从侧翼发动钳形攻势，使苏军陷入险境。由于斯大林拒绝中止反攻，苏军最终遭到围歼，损失约二十六万七千人，其中超过二十万人被俘。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哥的职务，撤销西南战区建制，并将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未处决赫鲁晓夫，而是再次派遣他前往前线。一九四二年八月，赫鲁晓夫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该地爆发惨烈战役。他主要负责督查部队战备与士气，亲自审讯德军俘虏，并招募其中部分人员进行宣传。在此期间，赫鲁晓夫曾数次遭遇险情，几乎丧生。同年十一月，赫鲁晓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线，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十二月中旬，他来到上察里津斯克，会见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后者正在前线通过扩音器向德军进行反战宣传。赫鲁晓夫还与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共同拟定了一份反攻计划，但最高指挥部与总参谋部此前已采纳朱可夫提出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并全歼德军第六集团军约三十三万人。一九四三年十月，赫鲁晓夫（左三）于斯大林格勒留影。赫鲁晓夫以少将级文职人员的身份参与了战役全过程，在生死攸关的考验中，他与一批重要军队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其中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与利诺夫斯基等人，这对其日后政治生涯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在空战中坠机身亡。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判处五年劳改营监禁，其女儿尤莉娅则由赫鲁晓夫夫妇抚养。一九四三年六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库尔斯克战役。他曾向莫斯科总指挥部报告，称一名德军逃兵透露德军将于次日发动进攻。八月二十三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配合下攻占哈尔科夫。哈尔科夫作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及东部门户，其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赫鲁晓夫进入该城后，于八月三十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并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已经击败敌人，但尚未将其彻底粉碎。敌人仍然顽强，我们不能满足于此，必须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都——我们光荣的基辅。”一九四三年赫鲁晓夫（左一）在库尔斯克战役前线。九月底，苏军多个方面军强渡第聂伯河，占领多处渡口。十月二十二日，最高统帅部将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逐渐从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并获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又通过哈尔科夫的收复重拾信心。他对自己曾先后在参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两场关键战役的多个方面军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感到自豪。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指挥班子中，除增派副司令员格列奇科外，还增设了一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此举意图明确，即让赫鲁晓夫同时兼顾乌克兰共和国战后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1943年11月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了基辅。清晨，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驱车直接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大厦。然后视察了城市的各个地区，眼前的乌克兰和三年前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1943年11月赫鲁晓夫在解放之后的基辅1944年2月6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着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3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194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50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报纸上还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但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训练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赫鲁晓夫同时逮捕了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1944年6月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前线的指挥所与马绍尔商谈1945年1月，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到了莫斯科，让他去帮助波兰人恢复刚获解放的华沙的市政公共设施。斯大林解释说，之所以安排他承担此项任务，是因为考虑到他在迅速恢复城市基本建设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赫鲁晓夫听后甚感得意，虽然还未去华沙，但当场就向斯大林阐述了他的“恢复”计划：第一是恢复电力生产；第二是检修供水设施；第三是弄好排污系统。到达华沙后，赫鲁晓夫把他从苏联带来的和波兰自己的工程师分成三组，让其分别负责电力、供水和排污，结果发现这三个方面的设施都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坏，修复起来并不费事，不久他也便圆满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3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参加者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演讲中着重强调了苏波之间的兄弟情谊。斯大林对他的波兰之行非常满意。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把手头的最重要工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把恢复乌克兰工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他把工农业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一场大规模重建工作拉开帷幕。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生产水平只相当战前的25％。赫鲁晓夫一方面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察。1945年7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另一方面又对各项工作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由于疏散物资的回迁和人们陆续地返回车间与家园，也由于战争激发出的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各项重建工作迅速取得了进展。1944年乌克兰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谷物收购任务，到1945年10月，乌克兰的煤炭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40％，钢为23％，生铁30％，锰54％，有4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3000多个手工合作社恢复生产。农业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71％，粮食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至于民族主义分子的暴乱，赫鲁晓夫实施了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而对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家，赫鲁晓夫则采取了尊重和鼓励其发展的态度。尽管如此，1945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1921年严重，与1891年相似。12月，赫鲁晓夫预感到1946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180万一360万吨之间。而国家的定额是720万吨。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其中申斥赫鲁晓夫在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荒谬绝伦，这打碎了赫鲁晓夫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1946年赫鲁晓夫在工作令斯大林不快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另一件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1947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联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当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政治局委员安·安·安德列耶夫作了报告，据此作出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含有对赫鲁晓夫施压的意图，因为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过，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赫鲁晓夫认为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斯大林坚持认为，春小麦能在乌拉尔获得高产，也一定能在乌克兰肥沃、乌黑的土地上取得好收成。结果，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对意见，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执行斯大林的要求。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干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赫鲁晓夫便对意识形态有所放松。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中央向列宁格勒的《星》和《列宁格勒》开刀，称这两个杂志诽谤苏维埃制度，列宁格勒市委受到尖锐批评。联共在8月24日作出的决议中称在莫斯科剧院里，旧戏、坏戏、国王、可汗、贵族统治舞台；决议还认为，在现代戏剧丑化人民，文学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受到批判。由于贝利亚的内务部时时注意着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从这条渠道的情报中感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存在的问题在乌克兰也很严重，赫鲁晓夫放松抓党员干部学习的做法更令他恼火。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专门做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他在乌克兰需要什么帮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心里明白，这是他将被撤换的信号。于是1947年3月3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浙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政治生涯上的失意对赫鲁晓夫的健康也是个打击，这一段时间，他屡受挫折，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1947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30％。1947年赫鲁晓夫（左一）与卡冈诺维奇、曼努尔斯基在一起但卡冈诺维奇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旨意，开展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乌克兰许多作家和诗人受到冲击。令乌克兰人深感紧张。帕托利切夫因忍受不了卡冈诺维奇的指手画脚，请求斯大林把他调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则不去过问和干涉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进行的意识形态清洗工作。卡冈诺维奇对许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迫害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给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询问为何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上没有他的签名。赫鲁晓夫解释称这些备忘录所波及的不是政府的事务，因此不需要他的签名。斯大林则表示他已通知卡冈诺维奇，将不再接受由卡冈诺维奇单独签署的备忘录。此事表明，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业已恢复。同时，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埃乌克兰成立30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赫鲁晓夫1949年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对一些农业问题，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广的范例。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出时间组织斯大林7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在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出于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权力的考虑，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调往莫斯科。赫鲁晓夫返回乌克兰妥善安排当地政务后，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举行前夕，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中，赫鲁晓夫首次会见了当时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是在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寿辰期间，贝利亚与马林科夫借助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清除了他们的一批政治对手。然而不久后，斯大林亲自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自身陷入了困境。赫鲁晓夫则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巧妙周旋，逐步巩固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兼任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期间，赫鲁晓夫推行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住房改造计划，他采用预制加强型水泥构件大规模建造住宅，有效缓解了莫斯科市长期存在的住房紧缺危机。这种造价低廉、设计简约的住宅后来被普遍称为“赫鲁晓夫楼”。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筹划将莫斯科周边的集体农庄合并为规模更大的“农业城市”，尽管这种过度庞大的组织形式实际上难以实现高效管理。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对此提议并不赞同，《真理报》随即转变立场，修正了相关观点。在同年四月召开的莫斯科党组织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指责。所幸斯大林最终对他的处理相对宽大，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一九五二年十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按期召开。斯大林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作工作报告，改由马林科夫代为宣读。赫鲁晓夫受委托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项重要修改是将党的名称由“全联盟共产党”改为“苏联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提议设立一个由二十五名正式委员和十一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不久，他又建议从中选出一个规模较小的执行局，并进一步指定了五名“主席团委员”，负责处理国内重大事务。这五人分别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至此，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斯大林突发严重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在斯大林身边值守。在医生诊断确认斯大林已无法恢复工作、生命垂危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于三月四日至五日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紧急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党和国家机构的调整、新领导班子的组建、部分政府部门的合并以及若干重要职位的人事安排，并形成了一系列决议。为使赫鲁晓夫能集中精力处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马林科夫等人决定解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三月五日晚上八点至八点四十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他首先请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斯大林病情，随后请马林科夫发言。这次联席会议结束一小时十分钟后，斯大林与世长辞。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如此评价斯大林：“他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视为‘人民敌人’。”他指出，斯大林认为这些人企图复辟旧制度，并为此与“国际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导致数十万无辜者丧生。赫鲁晓夫写道，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历史能够被原谅和遗忘吗？永远不能！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星期五的清晨，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与列宁逝世后的情况相似，苏联再次采取了“集体领导”的模式，由中央主席团的十位成员共同组成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新的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以及别尔乌辛。在最初阶段，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与贝利亚三人所构成的第一个“执政联盟”看似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均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并且名字位列于中央主席团名单的前端。然而，这个联盟实际上更多是形式上的存在，真正在背后发挥作用的乃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所组成的另一权力核心。莫洛托夫尽管享有崇高的声望与地位，却并未掌握苏联实际的政治权力，其主要职权局限于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外使馆的相关事务。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其权力范围同样较为有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赫鲁晓夫牢牢掌控着党的整个组织机构——包括所有的州委、市委以及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各个部门。此外，他在当时还获得了布尔加宁与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布尔加宁自身的政治势力虽不突出，但他执掌着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而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两人的联手，足以承担起重大的领导责任，因为朱可夫在军队高级将领中同样拥有极高的威望。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马林科夫提出的解除其苏共中央书记职务的请求，同时选举产生了由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和伊格纳捷夫五人组成的书记处。至此，在斯大林逝世前后大约十天的时间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完全成形。在这一集体中，马林科夫负责主持部长会议的工作，伏罗希洛夫领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而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则由赫鲁晓夫主持。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将主要精力投入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之中。尽管当时尚未正式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但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全面负责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运作。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兼任书记处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领导人。此外，赫鲁晓夫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席。不过，在斯大林葬礼上承担主要致辞任务的仍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三人。 这一时期，苏联原有的管理方法与作用机制已难以适应其工业发展的实际水平。除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外，大多数领导人都倾向于推行改革：他们认为必须摒弃斯大林时代那些过时的实践与理论，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体制的基本特征，并破除个人迷信与崇拜。然而，在表面一团和气的主席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暗流早已开始涌动。斗争首先在马林科夫两侧的贝利亚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而马林科夫则一度成为两人竞相争取的关键人物。从名义与地位上看，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部长会议中，贝利亚都是仅次于马林科夫的第二号人物；而从实际力量与权势角度衡量，他更是党羽众多，权倾一时。对于斯大林去世后的领导班子安排问题，贝利亚早有谋划，并且行动极为迅速。早在三月四日至五日的主席团常委会召开之前，贝利亚就主动与马林科夫交换意见，其所提方案充分顾及了马林科夫的利益，因而两人很快达成共识。于是，在随后召开的常委会上，两人互相提名，彼此呼应。 赫鲁晓夫在新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上所花费的心思丝毫不亚于贝利亚。早在为病重的斯大林值班守夜期间，赫鲁晓夫就曾对好友布尔加宁表露担忧：“斯大林同志已病入膏肓，他去世后领导班子该如何组建？我担心贝利亚会不择手段地争夺内务部的领导权。他为何需要这个职位？就是为了掌控国家机关，借机安插眼线以监视政治局委员，进行窃听、监控、制造事端乃至策划阴谋活动。这对党的事业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否则我们的事业可能被葬送。”布尔加宁对此表示赞同。在三月四日至五日常委会召开前夕，赫鲁晓夫也曾尝试与马林科夫沟通，提出“谈谈我们今后该如何开展工作……”，却遭到马林科夫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可谈的？等人到齐了再一起讨论。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番话让他产生了被排除在决策“局外”的感觉，因此在随后举行的常委会上他表现得格外警惕。此时，赫鲁晓夫虽已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该职务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宣传与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实际掌控权仍掌握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 上台后不久，贝利亚便推动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释放并为劳改营中数百万政治犯平反；终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其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开始酝酿使东德与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德国的方案。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于是表面上配合贝利亚，暗地里却与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推翻他。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对贝利亚发起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方人员的协助下将其逮捕。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贝利亚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被处决。 一九五三年内，清除贝利亚以及随后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过大权力成为最重要的转折点。贝利亚被铲除后，赫鲁晓夫迅速从原来的第六位跃升至第三位，并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被正式宣布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其地位此时仍不稳固。从一九五三年秋天到一九五四年，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日益明显：马林科夫逐步加强其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持续巩固其在党内的权势。一九五三年八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提高国家谷物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等农业政策。为了夺回政治声望，赫鲁晓夫在九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进一步强化农民自留地等举措，并额外制定了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地的庞大计划。一九五四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三十多万志愿者前往东部地区垦荒，但由于缺乏前期调查与充分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后逐渐演变为农业和生态层面的灾难。赫鲁晓夫因此遭遇了“寒流”。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其他领导人的审查；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也主要由马林科夫阵营的领导人掌控。曾于一九五四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已故英国工党领袖贝尔纳在谈及印象时指出，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成员中绝非最突出的人物，他完全没有获得作为斯大林接班人应有的尊重。赫鲁晓夫还向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这一举措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此期间，暗中推翻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推进。赫鲁晓夫指示法院调查团重新审查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深知这项调查最终会将马林科夫牵连进来。一九五四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负有责任，最终导致马林科夫被解除总理职务。随着政治对手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然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国家机关与经济领域的新代表布尔加宁，已准备在党的机关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划出清晰界限。但赫鲁晓夫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已非常明确地宣称，第一书记的任务是贯彻落实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而非自行决策。到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际，经过不懈努力，赫鲁晓夫终于在党的机关的支持下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其亲信也大量进入中央书记处。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主张对现有耕地加大投资，同时亦对赫鲁晓夫推行的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主动访问贝尔格莱德，此行甚至未让莫洛托夫参与。在七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与主席团其他所有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围攻，迫使莫洛托夫公开认错。赫鲁晓夫并未立即彻底清算莫洛托夫，会后莫洛托夫仍保留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的职务，但亲斯大林的保守派地位已因此受到削弱。领导人之间继续围绕是否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五五年末，已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获得释放并返回家园。随着苏共党代会相关决议的推进，得到平反与恢复名誉的人数规模进一步扩大，累计已达数十万之众。在这一系列搜集材料、推动案件重审以及促成囚犯获释的工作中，赫鲁晓夫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发挥了显著的带头作用。进入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筹备与召开期间，赫鲁晓夫就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的部分成员产生了激烈争执。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一部分主席团委员明确反对赫鲁晓夫在党代会的公开场合直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行为。经过反复协商与讨论，双方最终各自作出让步并达成妥协。主席团作出决议：赫鲁晓夫不在正式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相关批评，而是另择时间在一场非公开的内部会议上作专门报告；该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名义呈现，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表；作为交换，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正式工作总结报告中，不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现象。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苏联各地的一千三百五十五名代表、五十五个外国工人政党代表团以及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公开会议中，赫鲁晓夫多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风气，但始终未曾提及斯大林的名字。直到会议临近结束的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至二十五日凌晨，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议上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结束后并未安排讨论环节。在这四个多小时的内部讲话过程中，会场气氛持续高涨，不时响起激愤的喧哗声与经久不息的掌声。然而，报告期间赫鲁晓夫曾收到一张匿名纸条，上面写道：“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何允许如此大规模的暴行在我国发生？”这张纸条反映出部分听众对报告内容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抱有质疑态度。 赫鲁晓夫的这份“秘密报告”在国内迅速引发巨大波澜。一时间，批评与责难之声纷纷指向赫鲁晓夫，指责其报告内容流于表面，未能从理论深度与历史视角深入剖析斯大林个人崇拜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大规模恐怖活动得以推行的现实条件。同时，批评者指出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仅局限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五三年这段时期，并未全面揭露斯大林属下所犯的诸多罪行。克里姆林宫内部许多领导人亦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过于草率与激烈，认为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后果应由赫鲁晓夫承担全部责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宣布将对经济体制实施重大改革，而赫鲁晓夫在此次会议上甚至未能获得发言机会，其政治地位再次面临严峻威胁。 同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这份秘密报告，也在国际社会激起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以激昂的情绪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与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其农业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并批评其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最终表态应重新回归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长达四小时的讲话内容令在场代表深感震惊，会场陷入一片寂静，“仿佛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特别要求代表们不得将报告内容扩散至党外，更不应透露给媒体。然而，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经过轻微编辑的报告文本已被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所有高级干部；至三月五日，报告封面上的“绝密”标识已改为“不供发表”，苏共中央印刷厂紧急加印上万份报告，装订成红色封皮的小册子，分发至全国各州、市、区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召集会议，吸收工人、军人及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传达赫鲁晓夫报告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取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同年四月转交至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纽约时报》将其全文刊登，秘密报告由此公之于世，给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 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在东欧国家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等地，由于对斯大林及其在当地追随者的批判与清算，甚至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荡与骚乱。赫鲁晓夫的政敌借此机会发难，指责东欧的动乱正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所导致的恶果，认为该政策赋予民众过多民主空间，从而引发社会底层政治能量的剧烈喷发。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因此变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前后的约半年时间里，赫鲁晓夫始终保持公开沉默，甚至在多个场合一再宣称自己是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更为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也激起格鲁吉亚地区民族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值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之际，他们在第比利斯及其他主要城市组织悼念斯大林的活动，这些活动逐渐转变为针对秘密报告的公开抗议与示威游行。自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肖像，呼喊“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行征用公共汽车与电车在市区内游行。三月十日，苏联当局出动军队与坦克驱散游行队伍，士兵与示威人群发生冲突，最终军方开枪镇压。由于官方未发布正式伤亡报告，估计死亡人数在一百零六人至八百人之间，另有数百人受伤，超过两百人被逮捕。 另一方面，苏联各级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罪行，清查所谓的“斯大林分子”。在许多基层组织中，支持与反对斯大林的两派人员斗争异常激烈。在此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始逐渐形成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其中以苏联科学院的知识分子态度最为激烈。苏共中央主席团曾指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社会舆论进行严密监控与汇报，并不得不通过专门决议，以消除在内部传达二十大精神及“秘密报告”过程中出现的“敌对破坏行动”。在党内高层，对斯大林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也日益增多且态度更趋强硬，其中以朱可夫将军最为突出。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朱可夫甚至准备了一份拟在中央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发言稿。
一九五六年，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莱斯瓦夫·贝鲁特正在莫斯科疗养肺病，期间他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情绪激动之下突发心脏病，于三月十二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苏与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三月亲赴华沙参加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作出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的解释。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兹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与游行示威活动。示威群众高举“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高工人工资并减轻税收负担。由于政府方面缺乏真诚谈判的意愿，和平游行最终升级为暴力骚乱。二十九日，波兰政府派遣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市区，骚乱在次日得以平息。根据官方事后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七十四人死亡，八百人受伤，另有六百五十八人被逮捕拘押。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一九五六年七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所谓“右倾民族主义”罪名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同时解除了由苏联派遣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长职务。得知这一消息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兰共产党发出进行紧急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即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婉拒了邀请。十月十九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甫下飞机便情绪激动地向波兰代表高声争吵，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开始向华沙方向移动。经过哥穆尔卡的耐心沟通与说服，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不采取武装干涉行动，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早在一九五五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就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得匈牙利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犹如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而赫鲁晓夫那份秘密报告的流传，则彻底点燃了匈牙利的局势。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布达佩斯的学生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他们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进行类似的改革，并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推倒了市内的斯大林雕像。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导致冲突骤然升级。十月二十四日早晨，苏联军队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街头，这一举动非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对抗更加剧烈。 十月三十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作出了将苏军从匈牙利撤出的决定。然而此时匈牙利的局势已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总部大楼，并对多名安全警察实施了私刑。与此同时，纳吉公开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短暂犹豫后，于十月三十一日再次发出命令，苏军随后重新进入匈牙利。十一月四日，这场革命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据估计，匈牙利事件共造成约两千五百人死亡，一万三千人受伤。纳吉·伊姆雷本人也在一九五八年被处决。这一系列事件在历史上被统称为匈牙利十月事件。
东欧地区出现的政治骚乱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声望造成了显著损害，其政治对手趁机集结并形成了同盟。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赫鲁晓夫昔日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为代表的集团暗中策划，共同向赫鲁晓夫发起挑战。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邀请赫鲁晓夫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甫一开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便接连登台发言，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展开猛烈抨击，指责其路线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他们逼迫赫鲁晓夫公开承认错误并主动辞职，甚至暗示若不服从，不排除采取逮捕手段的可能性。面对这些指控，赫鲁晓夫态度坚决地予以全盘否认，双方展开了长达三天的激烈辩论。最终进行表决时，主席团以七票赞成对四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一切职务的决议。 次日，即6月19日，赫鲁晓夫凭借自己曾经提拔过的大量地方官员为基础，要求紧急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们也积极行动，着手将各地中央委员运送至莫斯科。由于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导致消息外泄，身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纷纷要求召开全会，以讨论赫鲁晓夫的政治前途问题。国防部长朱可夫果断下令动用军用飞机，将外地中央委员迅速空运抵达莫斯科。在多数中央委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央全会于6月22日正式召开。会议上，朱可夫严厉谴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中犯下的罪行，反对派阵营因此在政治上彻底溃败。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各自在会上作了报告，最终，大多数中央委员选择支持赫鲁晓夫。全会通过决议，公开谴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结成的“反党集团”，并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职务。 赫鲁晓夫后来曾向尼克松提及，六月事件结束后，已然失败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办公室打电话给他。卡冈诺维奇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您已经有很多年了。我恳求您，不要允许那些人用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的那种方式来处置我。”赫鲁晓夫答复卡冈诺维奇时表示，之所以将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彻底防止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通过人员更迭来避免过去的灾难再度发生，这正是赫鲁晓夫所坚信的理念。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展开了持续整整十二天的激烈辩论，最终决定保留他们的党籍。赫鲁晓夫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该派系集团中没有一人被开除出党。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核心成员，个人威望与日俱增，这逐渐引起了赫鲁晓夫的疑虑与不安。1957年10月19日，趁朱可夫启程前往巴尔干地区访问之际，赫鲁晓夫在部分高级将领的支持下，于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得知消息的朱可夫于五天后匆忙返回莫斯科，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进行了众口一词的批评，并解除了其国防部长的职务。到了1958年3月底，布尔加宁也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撤换下来；其继任者自然非赫鲁晓夫本人莫属。自此，赫鲁晓夫在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同时，又获得了国家行政权力首脑的职责与权威。为了统一领导所有与国防事务相关的部门，苏联专门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随即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此时的赫鲁晓夫已身兼数项要职，将党内、政府及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集中于一身。 从1957年6月开始，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被逐一清除，且这一过程仍在持续。1958年9月，布尔加宁也被正式宣布为“反党分子”，并在同年11月作出了自我批评。在1959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分别进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解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同年7月，他完全离开了国家领导机构，并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控“坚持反党立场”。1961年，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死灰复燃，赫鲁晓夫做出了一项令世界震惊的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一场旨在讨论并最终决定撤换尼基塔·赫鲁晓夫职务的重要会议。为确保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赫鲁晓夫采取了特殊的保安与隔离措施，从最初预备会议开始，直至十月十四日最终决议通过，赫鲁晓夫始终处于被隔离状态。当时，赫鲁晓夫本人正在南方黑海畔的中央别墅中度假，对莫斯科正在酝酿的重大变动并不完全知情。在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已经作出内部安排，确定将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由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担任主要发言人，并内定选举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随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与远在黑海的赫鲁晓夫通了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举行会议，并称会议主要讨论赫鲁晓夫此前提出的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起初以度假为由拒绝返回莫斯科参会。一段时间后，勃列日涅夫再次致电赫鲁晓夫，明确告知如果他坚持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照常开会并讨论相关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才最终同意动身前往莫斯科。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后，赫鲁晓夫并未被允许返回家中，而是被直接接往会议地点。原本主席团曾考虑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然而由于他在主席团会议上的态度显得较为粗暴，且发表了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言论，导致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再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资格。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此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三日深夜。在十月十三日夜间会议的休息间隙，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劝其自愿递交一份退休声明，即后来在报纸上正式发表的辞职申请书。该声明称赫鲁晓夫因年龄与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请求被解除各项职务。由于赫鲁晓夫最终采取了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合作的态度，会议决定在十月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本人展开广泛的批判或尖锐的公开谴责。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签署了这份“退休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十月十四日上午继续进行，下午便转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中央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幕，米高扬主持，苏斯洛夫则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职务及其原因的专题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重点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国内政策方面的错误，尤其是农业政策与经济政策领域的失误；在组织问题上，报告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自己的亲属和亲信担任顾问，并常常以听取这些私人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集体决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报告批评赫鲁晓夫任用《消息报》总编辑、其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的身份行使职权，致使许多重要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未曾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意见。报告结束后，中央全会未经展开详细讨论，便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取消其中央委员资格的决议草案。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下台，由米高扬代表苏联当局向他通报了退休后的具体待遇安排：他将成为所谓的“特殊养老金领取者”，每月可领取五百卢布的退休金，并配备专用轿车；其当时居住的别墅以及位于列宁山上的宅邸均被允许终身使用（然而实际上，仅仅三周后他便被要求搬离宅邸，三个月后又被迁出了别墅）；原有的警卫和侍从团队得以保留，但所有人员均被撤换为新人。自此，赫鲁晓夫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隐退。迁入新居之后，他时常陷入喃喃自语的状态，反复念叨着：“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一九六五年起，赫鲁晓夫逐渐开始适应这种领取养老金的闲居生活。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习惯一边阅读报纸，一边情绪激动地抱怨不休。出门散步时，他也总是随身携带那台短波收音机，经常用它来收听西方电台播送的俄语节目。在晚年岁月里，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已被完全遗忘，但他本人对此似乎并不十分介怀。他决定利用磁带录音机完成口述回忆录的长期愿望，还特意让儿子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作为自己撰写回忆录时的参考范本。一九六六年八月，在近乎软禁的状态下，赫鲁晓夫正式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工作，详细记录自己的政治生涯，并披露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部情况。此事被克格勃察觉后，勃列日涅夫严令禁止他继续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多种手段加强对他的监视。在撰写回忆录的最初阶段，赫鲁晓夫还曾刻意躲避窃听设备，因此只能每天在户外进行录音工作，导致早期的录音素材中常常夹杂着环境杂音。后来，他逐渐不再在意那些窃听装置，因为他意识到这项工程难以长久隐瞒。果然，他的回忆录很快引起了官方注意，这令赫鲁晓夫深感忧虑。他日复一日地坚持撰写，同时心中又时常笼罩着某种隐约的不安。在一次与儿子的交谈中，他说道：“也许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等我死后，他们就会收走所有文字材料，要么彻底销毁，要么永远封存，外人根本不会知道它们的下落。”一九六七年夏天，赫鲁晓夫的名字再度被人提起，一家美国媒体计划为他拍摄一部传记电影，而这恰恰是某些势力绝对无法容忍的。传记影片的插曲过后，赫鲁晓夫依然坚持推进回忆录的撰写。同年冬季，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阿维德·帕尔什亲自出面，对他施加政治压力。赫鲁晓夫愤怒地抗议道：“连我家的厕所都装了窃听器！你们浪费人民缴纳的税金，难道就为了窃听我放屁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没有屈服，直至将个人回忆录全部完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召至中央，苏联当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写作并交出已完成的稿件，但他拒绝妥协。此时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在苏联境内根本找不到能够安全保存手稿与录音的场所。因此，他决定联系国外的一些海外出版商，为将来出版回忆录做准备。自此之后，赫鲁晓夫的生活似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一九六八年底，他终于与一家国外出版商达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议他将回忆录中涉及军事机密和当权者内幕的部分进行适当删减，以免招致祸患，赫鲁晓夫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他的家人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至西方，交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晚年时常读报的赫鲁晓夫，在一九七零年秋天，其回忆录出乎意料地在西方问世。这本书的出版不仅震动西方，也让苏共中央政治局大为震惊。赫鲁晓夫被叫到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会面，对方语气极为强硬。最终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份简短声明，坚决否认曾将回忆录交给任何出版社出版，但他并未否认回忆录本身的存在，也拒绝按佩尔谢的要求宣称回忆录是捏造的。此外，他还挥拳警告佩尔谢，自己有权继续撰写回忆录。此后，他继续投入工作，直到将回忆录彻底写完。一九七零年十月，赫鲁晓夫罹患冠心病。一个月后，他入住医院。直至一九七一年初春，他一直卧床休养。出院后，他坚持完成了回忆录的收尾工作，但身体状况已日益衰弱。一九七一年九月，他在探望女儿女婿时，因采摘蘑菇过度劳累而被送医。次日下午，即九月十一日，赫鲁晓夫在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七岁。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有妻子尼娜和女儿拉达。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赫鲁晓夫的葬礼举行，《真理报》刊发了一则简短消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布，1971年9月11日因久患重病医治无效，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特级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78岁。”除此之外，再未发布任何悼词或关于赫鲁晓夫生平的介绍、悼念等礼节性文字，也未报道葬礼的具体时间与地点。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去世后，彼得罗夫娜接到“当局指示，葬礼必须完全是家庭性质的，不得有任何官方仪式”。赫鲁晓夫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关于当天葬礼现场的情况，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凯译报道：“克格勃竭力阻止普通公民进入新圣母公墓。现场只有穿便衣的密探、外国记者、亲属以及少数亲近友人。新任领导人中无一人出席，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来了一个大花圈。当时过着安静退休生活的米高扬也送了花圈。”
赫鲁晓夫在其漫长政治生涯中累计荣获七枚列宁勋章，这一荣誉记录充分体现了苏联政府对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作贡献的持续认可。他获得的首枚列宁勋章可追溯至1935年，当时莫斯科市民热烈庆祝地铁首期工程顺利竣工，鉴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地铁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取得的显著功绩，苏联政府授予其这枚意义非凡的勋章。随后在1944年4月，恰逢其五十岁生日之际，由于在乌克兰地区的战后重建工作中表现突出，赫鲁晓夫再次获得嘉奖，被授予第二枚列宁勋章。至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表彰其在垦荒运动中的卓越领导与重要成就，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又一枚列宁勋章以及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鲁晓夫曾先后担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以及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前线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因其在多次战役中领导部队取得胜利，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先后荣获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与一级库图佐夫勋章等军事荣誉。战争结束后，苏联最高主席团于1945年5月9日设立了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并将这枚奖章颁发给赫鲁晓夫及所有参与卫国战争的将领与士兵，以纪念这场历史性胜利。1956年，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原有的斯大林奖章于同年9月6日正式更名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和平奖”。三年后的1959年，赫鲁晓夫本人也获得了这枚列宁和平奖章。1964年，在其政治生涯晚期，赫鲁晓夫还被授予了代表苏联最高荣誉的“苏联英雄”称号及相应勋章。 此外，赫鲁晓夫一生中曾三次获颁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首次获颁是在1954年4月18日，而最后一次则是在1961年，由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亲自为其颁发并佩戴这枚象征劳动贡献的最高奖章。除了上述主要勋章外，赫鲁晓夫所获得的各类奖章总数超过二十枚，其中包括劳动红旗勋章、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苏联武装力量四十周年与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奖章、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纪念奖章。在国际荣誉方面，他亦被授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白狮勋章、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卡尔·马克思勋章、苏赫巴托勋章等。其他还有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南方黑色冶金企业恢复奖章、处女地开发奖章、尼罗河骑士团奖章、舍甫琴科国家奖章以及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等，这些奖章共同见证了他跨越军事、经济建设与国际事务等多个领域的广泛活动与影响。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曾多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
赫鲁晓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物极必反规律的具体体现。他执掌政权之际，苏联正面临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在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对立，犹如针尖对上麦芒，双方军备竞赛持续升级，局部冲突频发，全球局势一度处于战争边缘。与此同时，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特别是东欧地区施行严密控制，推行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政策，频繁干涉他国内政，强行推广苏联模式，这些做法激起了相关国家民众的强烈反感，累积的怨愤仿佛干柴烈火，一触即发。就国内状况而言，“斯大林模式”长期运行所积累的弊端已充分暴露：经济领域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彻底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发展策略上盲目追求高速度，依赖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一套臃肿而僵化的自上而下官僚体系，完全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计划执行遇到阻力时，当局往往借助政治斗争手段强行推进。此外，苏联国民经济整体布局严重向国防重工业倾斜，用于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的资源仅被视为“剩余部分”进行分配。长此以往，这种“大兵营式”的高度集权体制导致社会运转僵化、效率低下，国内政治生活偏离正常轨道，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曾经高涨的建设热情，使苏联社会整体氛围日趋沉闷压抑。 斯大林逝世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作，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逐步登上权力顶峰。此次代表大会将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着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主要举措包括：强化集体领导原则，强调党政最高职务应当分设；着力完善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对内务机构进行整顿改组，限制内务部门及其干部的特权，健全法制体系，大规模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建立并实施干部定期更新制度，推行职务任期制与轮换制。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社会政治空气逐渐活跃，与之相伴的“解冻”文化现象也日益兴起。 赫鲁晓夫对农业问题给予较多关注，早在1953年就提出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自留地产品税收和征购任务等一系列政策。随后又推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使得1956年和1958年的粮食、肉类及奶制品产量均有显著增长。然而此后苏联农业生产再度陷入停滞，为此赫鲁晓夫又相继推出多项补救措施，例如改组农业管理机构，将地方党组织分割为分别主管农业和工业的两个平行体系，在全国强行推广玉米种植，扩大化肥生产与灌溉面积等，但均未取得预期效果。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延续斯大林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体路线，批评任何偏离该路线或将轻工业置于首位的倾向，这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虽坚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但在管理权责划分与企业自主权方面进行局部调整，例如将部门垂直管理改为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数量等。与此同时，政府也注意到改善民生的重要性，陆续推出提高妇女产假时长、增加养老金数额、实行周五工作制、减免低收入者所得税、提升服务业职工工资、增加集体农庄庄员福利补助、大规模建设居民住宅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 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曾在特定阶段取得一定成效。农业方面，1958年总产值较1953年增长51%；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1.36亿吨，比1953年增加5000万吨；庄员人均收入从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至1958年的600美元；农业内部结构得到调整，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工业领域，195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35%，到196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65%；部分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接近或超越美国；1953年至1963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倍，年均增速达10.5%，比同期美国快一倍。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部分领域跟上世界科技革命潮流：1954年6月建成全球首座原子能发电站；同年8月由萨哈罗夫参与设计的首颗氢弹试验成功；1957年8月率先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同年11月又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首先致力于否定斯大林，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这个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对于苏联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而在平反历史错案、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观上促使其他国家共产党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引起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诱发了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严重分裂。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重点分析个人崇拜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重点的基础上，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这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苏共二十大四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指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个人崇拜，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运动，初步显示出创新精神，对解放苏共及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活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和广泛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赫鲁晓夫相应进行一系列党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提出实现党政领导体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①加强苏维埃的地位、扩大苏维埃的权限。赫鲁晓夫执政后，最高苏维埃加大立法力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纲要，同时还修改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法令，标志着最高苏维埃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复苏。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采取实际措施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它们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计划方面的权力，以及在组织住宅建设、文化福利机关的建设，道路建设，发展建筑材料和燃料的生产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等方面的权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明确提出：“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将扩大。它们将最终解决一切地方性的问题。”赫鲁晓夫还加强常设委员会建设。1954年之前的三届最高苏维埃每院只有资格审查、法律起草、财政和外事四个委员会，其工作也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从赫鲁晓夫开始，常设委员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明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此后，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数量增多，成员人数不断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也建立了各种常设委员会。这样，在苏维埃系统内就形成了较完整的常设委员会体系。据统计，第四至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总数增至9个；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的常设委员会达到20个。②调整政府机构，下放管理权限，精简工作人员。1956年以前，侧重于合并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约100万人。1957年实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使政府的部门机构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据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属下，专业部1954年为47个，1958年减为18个，1962年为15个；委员会1954年为5个，1958年增为13个，1962年为29个。③加强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监督机关的职能有所恢复，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1957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6月26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发布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督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苏共中央称这一改组遵循的原则是：“把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监督制度的指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①主张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要求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工作之间任选一项。这对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意义。但是，赫鲁晓夫的这一主张当时主要是为打击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起部长会议主席。②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对斯大林后期的个人集权和专断是一个大进步。在1958年3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现了集体领导原则，大政方针由10人领导核心确定。主席团如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到观点一致，则由简单多数票决定。苏联部长会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从而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③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充分发挥它们的决定作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这比斯大林时期召开7次代表大会、36次中央全会是一个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能只由主席团决定，而必须经由中央全会的讨论、审查和批准。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也必须定期召开。然而，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又逐步抛开集体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搞起了个人专断。④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党兼管工业和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内行地、经常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经济部门。”为克服以往党对国民经济领导中的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州和边疆区一级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划分为工业和农业苏维埃。这个做法和变化，包含有的主观动机。但是它以机械的分类和改组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乱，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①推动重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释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惊全国的“日丹诺夫案件”得到了平反。在这一案件中，原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原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判处多年徒刑。整个案件中被镇压的达到200余人，被牵连的则有2000余人。本案平反后，赫鲁晓夫与鲁坚科亲临列宁格勒，向这里的党的分子说明了该案的血腥与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举行公审大会，对制造该案的有关责任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判处枪决。据有关材料，苏联从1953年到1955年释放被关押者1.2万人，他们大多是过去担任党政部门要职的人物。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开始了，赫鲁晓夫进一步复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无辜者的名誉。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些时候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奔各个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到1957年，大多数劳动改造营被解散，余下者改组为劳动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对一部分犯人还采用“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办法进行管理。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②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立法工作，195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原有的法律法令进行修改，此后开始制订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系列立法纲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组织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刑法纲要》等，后者如《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等。立法纲要是苏联特有的一种立法形式，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因而具有保证立法统一和促进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民事立法纲要》《民事诉讼纲要》。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修订了《苏俄刑法典》。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苏联先后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进展。③调整国家安全机构并限制其权力。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便成为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1960年1月撤销苏联内务部，其职权被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又相继更名为“社会治安部”和“社会治安局”。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而不能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包揽逮捕、侦查、审理、判决的司法全过程。④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的举措主要有下述：（1）1954年8月颁布国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国法院和州法院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2）1955年5月颁布《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机关、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是否合法与有无根据实行监督。（3）1957年2月颁布《苏联最高法院条例》，明确最高法院的职责，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4）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5）在新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强调了一系列民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采用集体审判制度；审判员以法律为准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权；一切案件均公开审理。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思想。他着重调整干部结构。强调注重干部的文化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以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充实、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指出：“必须要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他还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新同志，把年轻的工作人员同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乐队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结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干部队伍也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乌克兰，在市党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中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业专家或农业专家。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更新的趋势，但也存在着问题。就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干部更换制度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创举。但问题在于：有些层次的干部任期规定过短，更换比例规定过大；更换制度的设计未能深入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干部工作应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改革本身低估了以往的终身制形成的惯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贸然急进行事，不仅触犯和得罪大多数干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例如，他要取消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52年十九大选举时，中央委员撤换了70％，十九大选出的主席团，经过二十大撤换了80％，1953年的各部部长、主席、副主席共35人，到1957年剩下16个人。1962年划分工业党、农业党时又撤换了一半以上。党章规定：苏共中央委员每次选举要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选举每次更换三分之一。这就带来干部调动频繁和机构重叠的问题，引起干部的不满。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历史阶段，他认为苏联在30年代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他声称，苏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这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中，已走完了前两个阶段，以后的任务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他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认为苏联已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人不仅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报告，而且作总结发言，最后致闭幕词。在会上他公开宣布，苏联在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他提出，第一个十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国家机关将变成社会自治机关，消灭了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社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最后一句是：“党庄严地宣布：当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的，是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是一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还公开提出来“两全”，将他自二十大以来执行的路线理论化。“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变成全民党。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宣扬“两全”就是否定政党的阶级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两全”的思想遭到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及苏共这些理论，由此引发中苏论战。而赫鲁晓夫所说的和平过渡，指的是“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就是说，和平过渡是在无产阶级取得议会多数的前提下实现的。按赫鲁晓夫的解释，和平过渡之所以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之一，其主要依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后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第二，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第三，赫鲁晓夫认为，和平过渡是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赫鲁晓夫对和平过渡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在多样化的基础上，究竟选择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手段，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他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赫鲁晓夫敢于正视现实，提出二战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承认和平过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深深地看到了中央高度集权利的不利影响，因此，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1953年至1956年，先是进行局部性改革，主要是扩大地方权限，精简机构，削减行政人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在过去局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其主要措施是：①撤销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将其管理权下放给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改组，赫鲁晓夫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销，各加盟共和国共撤销了113个部。与此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将各部的管理权力都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享有经济、财务活动所必要的权利。②把原来属于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地方。一部分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另一部分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③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销了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把国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但不能作为职能机构。④减少国家的控制数字和计划指标。1958年国家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七年计划时期的控制数字又此1958年减少了2/3。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改组，目的是变部门管理体制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把工业和建筑业日常领导工作的重心移到地方”。这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性，有违于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后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苏联计划体制和企业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该法令对计划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庞大的指标体系把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的生产方向发生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为苏联经济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这次改组虽然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加强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改革全盘否定了部门管理原则，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问题，还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因此又是不成功的。它只涉及到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经济权限的重新分配，只是改变了企业的隶属关系，而没有涉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依然处于无权状态。而且由于过分削弱了中央的集中统—领导，使原来部门的本位主义变成了地方的本位主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真正调动起来。于是，从1960年开始，赫鲁晓夫改放权为收权，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其结果，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比过去扩大了二三倍。这次改革以收效甚微而告终。早在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就具备了处理农业问题的经验。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1938年，乌克兰用18天完成春播，1939年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春播工作，有的集体农庄4—5天就完成了播种，这在乌克兰是少有的。秋收时节也是如此，赫鲁晓夫一方面采取措施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苏联的粮食从秋收、运输、库存、加工，一直到调配等，总量的40％被浪费掉了，赫鲁晓夫要求尽量抓紧时间，减少浪费；另一方面，他以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收割时间，要求“快”，收割粮食作物不超过15天，收割原料作物不超过25天，每天工作不得低于16小时。缩短收割时间就可以减少连绵的秋雨所带来的损害，遇到阴雨天气，赫鲁晓夫则命令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冲到田里去抢收。1939年，乌克兰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21.5％，达13.6万公担，畜牧业也获得大丰收，牛、猪、羊分别比上一年增加39％、28％和56.5％，完成计划的127.6％。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一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苏联只重视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又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改革。针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情况，赫鲁晓夫做出了如下改革举措：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20世纪40年代就实行的义务交售制，而采取了农产品采购制，调整农业部门收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纠正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了过去农业领导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决定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价和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增产。如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牲畜和家禽产品，提高45倍；奶类、黄油、提高1倍；土豆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以后又多次提价。如1962年跟1952年相比，各类农产品、牲畜产品价格提高了由2倍~142倍。②开展垦荒运动，提高粮食产量。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55年底已开垦出了3300万公顷的荒地。1956年全苏的粮食产量为12500万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是63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由于垦区地广人稀，人、畜消费的粮食占产量的比例较低，从产量中提供的商品粮的比例也就较高。1956年全苏收购的粮食为5410.7万吨，其中从新垦地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数的68％。此后几年虽因垦荒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垦荒的步履而遭到了大自然的一些报复，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但利弊相权，利还是远大于弊。资料显示，从1954年到1978年，苏联48％的商品粮都来自于垦区。③改组农业机器与拖拉机站，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把自主发展农业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体农庄制度，使得苏联旧有的农业体制受到了冲击。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到1959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集体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农庄用于购买机器的款项达320亿卢布。改组拖拉机站是应该的，它顺应了生产发展的要求，免除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造成的结果是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④大力推进种植玉米运动，发展畜牧业。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成了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赫鲁晓夫与玉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⑤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性。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赫鲁晓夫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1958年，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实行新的劳动统计和劳动报酬的形式，用有保证的每月支付货币工资来代替实物与货币混合支付的办法。虽然这办法需要每个农业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储备，比较难以实行，但是也从中说明了苏联政府为了保证农民有稳定收入是做了一些实际工作。⑥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要求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并在同年颁布了若干鼓励个人副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取消1953年以前农庄庄员、工人、职员历年各种畜产品义务交售的积欠；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降低集体农户的农业税额；责成各级领导采取措施鼓励庄员和职工发展私有牲畜。1954年全会又决定免除宅旁地交售谷粮的义务。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起取消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由于采取上述鼓励措施，这一期间，苏联个人副业在1958年有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8年个人副业播种面积仅增加65%但是牲畜头数和农畜产品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如牛头数、奶牛、绵羊和山羊、肉类、奶、蛋类、水果、蔬菜都分别增长了253%、232%、404%、33%、27%、44%、46%、22%。个人副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庄员和职工的个人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善了对城市居民的供应。最为关键的是个人副业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对缓和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紧张形势阻止粮食危机的爆发，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奠定进一步实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基础，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⑦加速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1953年农庄数为93300个，由于合并，1964年则减少为38300个，比1953年减少了一半以上。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从1954年底就开始了，据统计到1964年国营农场由1953年3857个猛增到1964年10100个，增加了一倍有多。合并和改变集体农庄，的确挽救了一大批濒于破产的中小农庄。通过转变方式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出路，促使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⑧改革农业计划制度。其目的是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减少国家对集体农庄过多的行政干预。1955年3月，党和政府通过《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提出在集体农庄中，“必须改用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方法”，计划不应以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头数为主要指标，而应以农畜产品的商品数量为主要指标；计划编制程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农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应该直接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开始做起”；集体农庄可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的饲养数量。后来通过决议又强调，向集体农庄下达的只是国家的收购计划，而生产计划则要由集体农庄自己制订，并指出当集体农庄和生产管理局在制订计划上发生矛盾时，最后决定由农庄管委会做出。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改变了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的局面。同时也农业改革取得了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在1953—1964年期间，谷物总产量平均达到1.175亿吨，比1945—1953年间的年均产量增长62％。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到1960年初，耕地、播种、收获已实现全面机械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提高。但苏联农业落后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期农业主要是靠垦荒等粗放经营的方式来扩大生产，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同时，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盲目决策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使改革未能收到更大成效。如过快改变农业管理体制，不切实际强行推广大种玉米运动，将农业部、农业管理和研究机构及农业院校搬迁至农村等。而且农业改革没有触及农庄内部的分配机制，集中劳动的大锅饭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性。由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失败——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赫鲁晓夫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再比如，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开垦荒地，尽管在最初几年使得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购量有所增加，但这种无视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生长客观规律的盲目垦荒，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1960年三四月间的“黑风暴”使得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到400公顷以上，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一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并且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对这一模式作了细枝末节的修补。比如，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的生产性和主动性，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反而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迅速上涨。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发了提高肉类、奶制品价格的决定，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表面表现形式。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尽管采取这一措施多少可以减少国家预算补贴的压力，以及通过提高收购价和零售价提高农业的利润。但物价上调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6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就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居民对物价上调的反映，说一些城市居民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随后演变为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事件。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依靠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共产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保持“敏感”领导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的幻想彻底破灭。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规定了改组的原则和方针并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拟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领导体制的建议。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制订了一系列关于改组的文件。其具体内容是：第一，撤销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把其管理权移交给105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实行具体领导。第二，把中央各部的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则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该决议和法令以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各专业部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扩大了地方权力。第三，进一步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按照工作人员的劳动性质和熟练程度已发生的变化来改变工资制度，提高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通过实行经济上有效的工资制度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刺激因素。赫鲁晓夫领导的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它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来自苏联内部对苏联传统模式的第一次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准备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气氛。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第六个五年计划用三年（1956—1958）时间就完成了，三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在1957—1958年期间，苏联工业的投资额比1917—1940年整个期间的投资还要多。在1956—1958年期间，有2690个大型工业项目交付使用。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1913年水平的35倍多。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第—颗人造地球卫星。苏共二十大以后，运输业的技术史新速度开始加快。1956年，苏联停止生产干线上的蒸汽机车，大多数蒸汽机车制造厂转为生产内燃机车。新切尔卡斯克电动机车制造厂开始生产电气机车。1958年同1940年相比，铁路运输货运震中内燃机车牵引和电气机车牵引的比重从2.2%上升为26％；而以此类牵引形式营运的铁路线的长度从2200公里增加到20600公里。仅在1958年一年内苏联就节约2000万吨标准煤。1958年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下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汽车运输业补充了新型公共汽车和载重量为25―40吨的卡车。航空运输业也进行了技术改造。苏联的航空工业造出了许多喷气飞机和涡轮螺旋浆飞机。最廉价的运输形式――管道运输的发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赫鲁晓夫领导的这场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地需要经济学家给予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学界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场经济理论讨论中，产生了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该文就如何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利别尔曼的建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主要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等，都围绕利别尔曼的建议广泛地进行了讨论，使苏联经济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在讨论中大多数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持支持态度。他们进一步说明了扩大企业权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强调利润率和赢利率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利润是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衡量企业成果的最终尺度，应成为奖励企业的奖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据。在讨论中，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提出新的补充。如有的人提出“基金付费”和“资本利息”问题，有的人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的统配、调拨制，形成了利别尔曼学派，其代表人物除利别尔曼外还有利西奇金、毕尔曼等人。在讨论中，也有的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反对态度。有些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管理制度的缺点，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和巩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也有些人反对过分扩大企业的权力，担心大量缩减指令性指标会使企业失去控制而出现混乱。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得到了苏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当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和苏共中央的决议在1963年初苏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的委员会，并把总结工作的重心放在改进企业工作的计划和物质刺激问题上。委员会经过大量工作确定了对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委员会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基本环节而给予了集中的注意。委员会依据这些精神所作的综合报告构成了苏联进行经济试验和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为确保军事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在1955年至1963年期间，赫鲁晓夫对国防部、总参谋部以及各军兵种的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军队高层经历了频繁的人事更迭：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1956年1月，年仅46岁的戈尔什科夫取代被免职的库兹涅佐夫，出任海军总司令；1957年，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接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日加列夫，成为空军总司令；同年10月，朱可夫本人也被马利诺夫斯基替代；紧接着在11月，驻德苏军总司令格列奇科晋升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并于1960年兼任华约联合军队总司令；同年4月，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离任，由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接替其职务。至1963年，比留佐夫又取代扎哈罗夫担任总参谋长。与此同时，在军区司令这一层级，人事变动累计达到47人次之多。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阐述，他在选拔军队领导干部时主要依据四条标准：首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相当的资历；其次，需拥有优良的个人品格，对党和人民保持忠诚；再次，应具备出色的智力水平和健全的思维能力；最后，必须年富力强、身体健康。那些未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军官，往往会被调离或免职。此外，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为了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赫鲁晓夫也有意提拔戈尔什科夫、格列奇科等一批新生代将领，以此在军队内部扩大自身影响力，并“抵制老一辈军官的反抗”。这一做法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军队领导层“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促进军事理念的更新。 赫鲁晓夫高度重视战略核武器在国防中的作用。他曾明确表示：“如果要阻止敌人对苏联发动战争，苏联就必须拥有比轰炸机更为可靠、能够将炸弹投送至敌方目标的手段。”简而言之，他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发展火箭导弹”。为此，苏联早在1954年就建立了火箭生产的自动化装配线。随后，在其飞机制造厂中，火箭开始被大规模生产，“就像制造香肠一样”。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苏联陆军陆续装备了“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等多种类型的火箭导弹。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核武器与热核武器的爆炸试验。在火箭导弹技术取得显著进展的基础上，苏联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军种——战略火箭军，负责掌控所有中远程导弹的发射任务。1960年1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并由炮兵司令涅杰林出任该军种总司令。同年6月，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战略火箭军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尽管战略火箭军在苏联各军种中出现最晚、规模也最小，但其地位却极为突出，被赋予“完成战争的主要战略任务”的使命，并被认为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主要和决定性手段”。因此，自其成立之日起，无论是苏联自身还是西方国家，均将其视为苏军五大军种中最重要的一支。 裁军是赫鲁晓夫军事改革中另一项关键组成部分。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总人数为576.3万。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军队现有规模已超出和平时期实际需求。”基于这一判断，他提议对陆军和海军实施大规模裁减。1955年至1957年间，苏联单方面削减军事力量超过200万人；1958年又裁减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将继续裁军120万人。这些举措引发了军界内部的强烈不满。在1959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进一步提议将军队员额再削减三分之一，即120万人，结果在军界激起了“强烈的怨恨与不满”。然而，赫鲁晓夫“并未因军界巨头的反对而畏首畏尾、知难而退”。他坚持认为：“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并非我们有多少士兵肩扛步枪、有多少人身穿军装，而是取决于国家掌握着怎样的发射工具。”经过他的持续推动，1960年1月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最终批准了他的裁军方案。 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火箭核战略”，其核心思想是“只准备打全面的核战争，否认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只重视发展火箭核武器，否认常规军备的重要性”。因此，他所力主的裁军，实质上是以火箭核力量替代常规力量，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多地取代人的作用。尽管最高苏维埃在1960年初批准了裁军120万的计划，但该方案并未得到彻底执行。1961年8月30日，塔斯社发布声明称：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紧张，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已责成国防部下令，暂缓将截至1961年底服役期满的士兵转为预备役。这一决定实际上标志着赫鲁晓夫第二期裁军计划的失败。
对外理论上，赫鲁晓夫秉持“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强调一致性，并谋求美国的认可；对亚非拉地区则加紧渗透扩张，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国家纳人苏联的战略轨道。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了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斯大林晚年外交总方针是：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二战后出现的两个阵营“冷战”共处局势一直没有缓和。赫鲁晓夫执政后，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与美国合作，尽量缓和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1959年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晤，由此使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普遍的缓和局势。他的目标是：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使苏联尽快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然后超过美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赫鲁晓夫非常担心美苏两国发生核战争，认为会因此而使地球毁灭。但他有时也犯冒险主义错误，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曾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1955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从而使苏南关系正常化。但在对中国、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关系的处理上，赫鲁晓夫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大国主义的做法。他不允许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又一次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批判，给南共扣“修正主义”帽子。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裂也与这种“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有关。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还开始向第三世界扩张。当时扩张的点是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中东是埃及。以“经援”“军援”为手段，扩大苏联影响，培植亲苏政党和政权，攫取军事基地，从而使苏联走上同美国在全球争霸的道路。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总路线”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共处，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承认主权、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赫鲁晓夫和苏共在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指出：“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不仅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而言，应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作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他认为，在两大阵营并存与对峙的新形势下，推进和运用“和平共处”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阵营并存已无法消除；二是在现代条件下，双方都已认识到“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跑不到别处去”，和平共处就成为必然。他多次高度赞扬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发展，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他还大声疾呼，不断敦促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接受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和平共处，但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调和。他认为，和平共处并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他指出：“这种斗争是经济斗争，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赫鲁晓夫在向尼克松阐述自己的思想赫鲁晓夫全面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但赫鲁晓夫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第一，赫鲁晓夫已突破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范围，既把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同时也用作处理二战后两大阵营关系和冷战对峙的基本准则。第二，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战略，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和目的。它囊括了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一切都为实现这一任务服务。他强调和平共处的长期性，指出：“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停战”，“在当前条件下，已经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争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第三，正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战略目标，因此他们把和平共处视为两大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他们认为革命需要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为主要内容，最终以暴力革命来实现。赫鲁晓夫虽然也指出和平共处是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他认为这种斗争不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他将共存、斗争与合作相联系，以共处促进合作，斗争与合作相伴随。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是对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虽然仍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但美国的遏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同时，冷战对苏联的不利影响也愈来愈明显。基于冷战中阵营对抗的需要，苏联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扩充军备，而经济建设既缺少资金，又难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基于此，赫鲁晓夫把对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缓和与西方集团的冷战对峙关系上，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①以贸易为突破口，打破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僵局。斯大林时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制约，苏联没有利用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来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赫鲁晓夫执政后，在这方面有了较大改变，苏联力图通过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来打破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僵局。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54年秋，苏联代表团在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取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实行贸易歧视措施的决议草案。1955年秋，苏联代表团提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十次常委会审查关于清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决议草案。1959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世界贸易，应该消除已经破产的贸易歧视政策，从而改善国与国关系中的气氛。”在赫鲁晓夫的努力下，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苏联先后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苏联与有关国家相互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额由1950年的36亿卢布增加到1965年的2054亿卢布。苏美贸易在1960—1964年间也增长了116%。对外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关系。②采取灵活方式，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奥地利实行军事占领。此后十年间，围绕奥地利民主化和中立化，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分歧严重、斗争激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宽占领制度和同奥地利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53年6月，苏联取消了苏占区和西方占领区之间边界管制措施。随后，苏联又提出奥地利可参加有关奥地利问题的谈判。1954年1—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召开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奥地利应邀参加。莫洛托夫提议在奥地利承担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义务的条件下尽快缔结对奥和约。苏联还主张立即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加速奥地利问题的解决，但西方没有做出反应。于是赫鲁晓夫改变方针，决定与奥地利直接接触。1955年4月12—15日，苏、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直接双边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奥地利承诺永远保持中立；苏联则表示愿意立即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承认奥地利的中立声明。苏联的主动行动推动了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进程。1955年5月2日，四国驻奥大使邀请奥地利代表一起，核查了对奥条约草案，5月15日，四国与奥地利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恢复了奥地利战前边界，确立了永久中立的国际地位，强调了四国无条件于当年年底从奥撤军的方案。条约的签订尽管使苏联在中欧失去了一个战略前沿基地，但它结束了苏、美、英、法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使奥地利恢复了独立，解决了战后一大遗留问题，消除了欧洲地区的一个紧张源，有助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赫鲁晓夫的主动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寻求缓和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战后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僵持状态。③推进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日内瓦会议后不久，1955年8月，苏联单方面宣布裁军64万人的计划。1956年，布尔加宁致信艾森豪威尔，又提出协商解决裁减军备及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热核武器问题。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又提出一个全面裁军的建议，并建议缔结华约和北约互不侵犯条约。在核禁试问题上，1957年12月10日，苏联建议苏美英三国共同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举行有关首脑会议，讨论核禁试问题。1958年3月31日，苏联决定单方面停止在其境内进行一切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希望美英两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4月8日，艾森豪威尔复信赫鲁晓夫，对苏联停止核试验的诚意表示怀疑。美国总统提出，停止核试验必须有严格的监督，并坚持扩大到防止突然袭击方面。次日，赫鲁晓夫赞同进行技术监督。10月31日，苏美英三国核禁试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最终签订《苏美英三国核禁试条约》。厨房辩论在1959年7月23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美苏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史称“厨房辩论”。尼克松借展览会上的美式房屋、家用电器向观众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富裕和多样化，而赫鲁晓夫则针锋相对的声称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也平等的拥有同样富裕的生活，最后双方为废除军事竞赛、和平竞争的意见达成一致。④全面开展多边、双边会谈及首脑对话。在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与西方各国就期待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的谈判仅限于每年两次的外长会谈，而且这种级别的会谈在1949年也完全中断了。到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由于赫鲁晓夫认为重大国际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在这个时期，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形式、各种级别的会谈，以及政府最高首脑的直接与书面对话空前频繁地出现。战后斯大林时期以僵硬的针锋相对来谋求实现自己目标的外交策略，被这种充分展开的新策略所取代，使战后十年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松动。1961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面1953年8—12月，赫鲁晓夫曾先后五次提出建议，敦促讨论德国问题的苏、美、英、法外长会议尽早召开。该会议终于在1954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召开。紧接着一连串的谈判与会晤开始了：1955年7月，苏美英法四大国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了战后十年来的第一次会晤；1955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前往莫斯科举行双边最高级会谈；1955年10—1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再次举行会谈；1959年9月，苏美首脑举行了戴维营会谈；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谈；1961年6月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举行维也纳会谈（美苏首脑维也纳会晤）。另外，苏联领导人还以书信和其他通讯形式与西方大国的首脑对话，阐述自己对当时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协调大国之间的政策。1958年4月，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建议在苏联停止核试验的条件下，美英也停止核试验。1963年6月，苏美在日内瓦签订建立两国首脑直接通讯联系的协议，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使用。赫鲁晓夫的上述一系列努力，使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和谈判的机制。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上⑤主动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巴黎协定签订后，德国的分裂已成事实。赫鲁晓夫担心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成为西方进攻东欧和苏联的前沿阵地，故而迅速调整政策，采取友好行动，以便减少美国的影响，增强苏联外交的周旋余地。此外，赫鲁晓夫正在进行改革，很需要从联邦德国及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以往的立场和态度，放弃了原来在和平民主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的主张，而主动向联邦德国提出建交。另外，赫鲁晓夫还“以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交换条件”，从而正式确认德国的分裂。1955年6月7日，苏联通过驻法使馆向联邦德国驻法使馆递交了给联邦德国的一份照会，邀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苏，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苏联的建交谈判照会在联邦德国引起极大反响。阿登纳认为，“邀请联邦政府到莫斯科直接谈判，显然是试图在联邦共和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同时，他认识到，苏联对德国的统一具有重要发言权，没有苏联，德国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1955年9月8—14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并与赫鲁晓夫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起初，苏联方面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以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发展。联邦德国方面则要求以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作为两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几天的会谈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阿登纳声称要提前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作出让步，同意两国建交后一星期内释放在苏联的德国战犯，但仍不同意联邦德国“有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发言”的见解。9月13日，两国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建交，是在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德国分裂进一步固定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务实行动，是赫鲁晓夫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扩大了苏联外交回旋余地。阿登纳访苏期间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的合影⑥改善与英法等国的关系。《巴黎协定》在1955年5月生效后，曾使苏联与英、法的关系趋于紧张，但苏联很快就根据苏共二十大制定的“缓和与对话”的原则，改变过去将英法与美国“一视同仁”的做法，调整对英法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用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方式瓦解美国欧洲盟友的对苏敌视政策，使之摆脱和偏离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和束缚。1956年4月18—27日，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访问了英国，在与艾登首相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的联系的宣言》，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结束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进行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1956年5月，赫鲁晓夫邀请法国总统访问莫斯科，两国发表了声明。虽然在1956年底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对英法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和解政策。对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也采取了和解政策。1955年9月，赫鲁晓夫邀请芬兰总统访苏，表示愿意将1948年4月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有效期延长20年。挪威首相1955年11月应邀访问苏联，双方表示愿意发展和平合作关系。赫鲁晓夫屡次出访和接待外国来宾赫鲁晓夫的上述政策和外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欧洲对苏施加的种种压力，扩大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苏联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国家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但是，苏联为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的局势，实现两大社会体系的和平共处而采取的一系列主动举措，没有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响应。相反，它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事端，加剧东西方紧张局势。它们不仅在亚、非、拉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鼓动反共、反苏浪潮，百般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并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军解放的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特别希望把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集团里拉出来”。它们插手匈牙利事件，坚持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入侵社会主义古巴等等。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合影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在“他为改善国际形势所作的真诚努力和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不被理解和遭到反对”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做出过同西方对抗的决定和行动。如1956年11月18日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赫鲁晓夫还曾于1958年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要求它们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意为封锁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苏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使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同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于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双方未能对德国问题取得任何协议，但苏联方面取消了六个月的限期。期间，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赫鲁晓夫欣然应允。1961年，赫鲁晓夫为控制边界而建立柏林墙。1962年为保卫古巴免遭美国再次入侵而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等等。结果是，在激烈的、有节制的对抗后，各种危机最终以苏联作出妥协让步而和平解决。赫鲁晓夫上台伊始，中苏关系呈现良好开局，并且在1956年达到顶峰，当时毛泽东同志即将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同志听说毛泽东不会使用马桶，于是赫鲁晓夫要求将马桶用砖块砌起来做成蹲坑的样子。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非常高兴。而且在访苏期间，苏联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出现的乱局这一问题上声援了当时被孤立的苏联，也使得苏联暂时摆脱了困境。但是在随后的1957、1958年赫鲁晓夫曾经多次提出“联合舰队”这一说法，中国当时希望能解放台湾，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来对付美国的“第7舰队”，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和中国能够把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但是中国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没有同意。在1958年的8月23日，中国军队集结在福建沿海对于大、小金门岛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在短短45分钟的炮击中，一共向金门岛发射了36000枚炮弹，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并没有事先向苏联方面告知而擅自行动，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指手画脚，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这也是中苏关系出现的第一道明显裂痕。赫鲁晓夫问过毛泽东并对中国发起的所谓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发生过争论，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赫鲁晓夫与毛泽东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指责，周恩来极力反驳。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苏联提出的军事战略合作计划的理由，以及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毛泽东指出，苏共的立场和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林彪、陈毅等中国党、国家重要领导还对赫鲁晓夫展开围攻，于是赫鲁晓夫非常气愤的回到苏联，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下令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带走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联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赫鲁晓夫的举动，给中国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加重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中苏论战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开始了大规模论战，首先是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其实矛头直指莫斯科），苏联也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矛头直指北京，但是南斯拉夫退出了华约阵营）。中苏在含沙射影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中苏论战”。人民日报首先刊登社论《打倒新沙皇》，苏联也不干示弱，对于中国的批判也进行了一一反驳。中苏大论战中人民日报出版9篇社论史称《九评》。中苏大论战一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才有所平息，196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其实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1959年年初，古巴爆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进军哈瓦那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苏联对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仍持观望态度。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向哈瓦那进军时，我们并不知晓其政权遵循的政治立场，此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卡斯特罗……我们与古巴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对华盛顿一家媒体发表的言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古巴并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援助，也没有请求苏联的任何援助。”古巴革命的胜利对美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巴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和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古巴把目标投向苏联。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恢复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960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并与卡斯特罗举行会谈。2月13日，苏联与古巴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苏联同意购买古巴当年生产的蔗糖42，5万吨，并在随后4年间年均购买数百万吨古巴蔗糖。为援助古巴政府购买机器和原料，苏联还答应以2.5％的年利率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同年5月8日，苏联与古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赫鲁晓夫（右）与卡斯特罗（1961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外交关系的恢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从1960年5月起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两国关系急剧升温。1960年7月10日，赫鲁晓夫在全俄教师大会的演讲中宣布：“美国独裁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苏联将声援并帮助古巴人民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如果五角大楼胆敢对古巴进行武力干涉，苏联的炮兵将用他们的火箭支持古巴人民。”同年7月1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由希门尼斯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时大力赞扬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认为“这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卡斯特罗是伟大的国家领袖，是古巴人民伟大的解放者”。他还指出：“帝国主义者不敢公开进攻古巴，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国际舆论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在1961年代表团严厉谴责美国对古巴发动的“吉隆滩入侵”。同年4月22日，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将捍卫所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显然，我们不会承认美国有决定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命运的权利。”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首先表现在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1953年4月29日，莫洛托夫会见南斯拉夫驻苏代表，商谈恢复两国关系，南斯拉夫同意建立两国“正常的过得去的关系”。6月15日，经过双方协商，苏南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苏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建立两党关系。双方经过激烈讨论，最后签订了一个反映南斯拉夫意愿的著名文件——《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人的企图”，苏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赫鲁晓夫访南后不久，经铁托的一再要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各国党举行了会谈，决定解散工人情报局。1957年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苏南两党就两党关系发表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该宣言正式承认并宣布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合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改善南斯拉夫关系的同时，对其他东欧国家政策也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调整。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推动和影响下，随着苏联国内平反运动的展开，赫鲁晓夫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期被处死的拉伊克、科斯托夫、波特拉什卡努、斯兰斯基等人平反。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缓和和协调了苏东关系，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1958年，赫鲁晓夫把苏军从罗马尼亚撤出，赫鲁晓夫还打算从波兰和匈牙利撤出苏军。从1962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分批分期地释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过去被称为反苏的或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到1965年，共释放政治犯12750名。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力图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科技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着力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经济水平，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从1953年起，苏联逐步把斯大林时期与东欧国家合营的联合公司转让给东欧国家。赫鲁晓夫还放弃了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在经互会的活动方面，赫鲁晓夫结束了斯大林时期完全脱离自由市场的、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电话命令”的做法，经济因素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给予东欧政府某些自主权，满足东欧国家的某些经济要求，允许它们同外部世界，主要是与西方国家有一定数量的经济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欧各国与西方国家问经贸关系的发展，据统计，从1957年到1961年，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增加了56％，从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额增加了55％。1957年8月赫鲁晓夫受到东德领导瓦·乌布利希欢迎但对于南斯拉夫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苏联并不欣赏。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也应该像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南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1957年南斯拉夫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但拒绝在12个执政的共产党宣言上签字。赫鲁晓夫大为光火。赫鲁晓夫对铁托一直怀有戒心，认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后，铁托明显地在追求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赫鲁晓夫还担心铁托企图削弱苏共对东欧各国党的影响而扩大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纳吉被杀事件使苏南关系再度恶化。1958年6月，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称铁托为“特洛伊木马”，并且声明1948年情报局的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苏联还反对南斯拉夫的新宪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苏南关系再次恶化。1959年5月赫鲁晓夫第十一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霍查迎接另外，赫鲁晓夫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各国平等，却恶化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这方面既有经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原因。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加强了经互会的作用。他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各国社会政治的联盟，它也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可见，实行协作不应当局限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狭小范围内，而应当根据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规模，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排外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另一方面引起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不满，以及它们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问的矛盾。再加上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态度，苏与阿、罗的矛盾日趋激化。在华沙条约内，苏对阿实行排斥和冷淡政策，对罗马尼亚实行遏制政策。从1962年起，阿尔巴尼亚不再参加经互会和华约的活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虽然没有退出阵营，但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阵营内经常发出不和谐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夕，即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声明》，表达了要求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强烈愿望，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策略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国独立自主立场、经互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声明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老子’党和什么‘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国家的党“都不能把它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其他的党”。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农业集体化进行了近乎粗鲁的直率的批评，使他与罗共领袖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本来就不够融洽的关系更加冷淡，大约从此以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总是力图避免与赫鲁晓夫见面，常常有意回避“大家庭”的双边和多边会议。赫鲁晓夫与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到了对骂的地步。从60年代初起，阿尔巴尼亚基本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活动。1963年6月30日赫鲁晓夫在瓦·乌布利希生日聚会上赫鲁晓夫在1956年与日本达成外交协议，发表《日苏共同宣言》，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接受日本加入联合国。同时日苏双方亦就二战期间被红军俘虏之日本战俘进行交涉，苏联将部分人士释放回日本。不过苏联就日本由于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关系，双方始终没有正式签订和平条约，而且双方往后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也没有实质进展。
在一九四四年，苏联政府将车臣等多个民族从高加索地区强制迁移至中亚，这一流放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解决包括“特种移民”在内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当时，贝利亚、赫鲁晓夫以及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层核心成员，对于“特种移民”的平反事宜实际上已形成初步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数百万苏联民众持续不断的呼吁与申诉，他们强烈要求恢复自身的公民荣誉及各项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紧密关联着苏共高层内部异常激烈的最高权力角逐。各位潜在的最高权力竞争者都试图在推动被流放民族平反的事务上抢占先机，以此积累政治资本，同时又都小心翼翼地规避个人对当年流放决策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其中，贝利亚是最早公开倡导并启动平反进程的领导人（由于他在后续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身亡，其在这方面的早期努力后来被有意忽视和抹杀；在他被处决后，赫鲁晓夫等人接手并继续推进了相关平反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对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在押犯人实行特赦，这标志着平反进程的正式开启。由此可见，平反工作的推进与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年，贝利亚被处决，这一事件让许多被流放的族群看到了新的希望。例如，居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印古什人团体就曾联名上书苏共领导人，控诉贝利亚对高加索各族群犯下的暴行，并恳请取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严酷限制。到了1954年，坚科、克鲁格洛夫、鲁涅夫等官员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主张放宽对“特种移民”的管制：允许他们在所属的州或共和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变更居住地，仅需每月向内务部门报到一次即可；同时，考虑到当时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垦荒运动等因素，中亚等地区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局希望这些“特种移民”能够在流放地稳定下来，而不要大规模返回其原居住地。1954年7月16日，苏联内务部发布了《关于解除对特种移民的法律地位的限制》的命令，这标志着苏联政府对包括被流放族群在内的特殊人口的控制开始逐渐放松。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巩固，他在处理被流放民族平反问题时也得以展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决策空间，从而加速了为车臣人等被流放族群恢复名誉的进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1956年之前的诸多平反活动，其多数动机是为赫鲁晓夫否定贝利亚和斯大林的政治舆论斗争进行铺垫和准备。此外，赫鲁晓夫所推动的平反进程还遵循着一条重要规则：即在给予平反时，相关人员及族群不得要求返还他们在被羁押或流放前后被没收的财产。并且，对于某些特定族群的平反决策而言，决定性的因素往往在于苏联当时的政治与外交需要。例如，1955年9月9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随后在同年10月7日，苏联便释放了剩余的联邦德国战俘并遣返他们回国；截至1956年初，总共释放了39628人。苏共中央主席团更于1955年12月13日通过决议，解除了针对苏联境内日耳曼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各种限制，但同时明确强调他们“无权要求返回原居住地”也“无权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财产”。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不少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或镇压的人，其本身确实犯有罪行。而其中一部分人，则利用苏联政府推动平反的机会，试图借助某些舆论或人脉资源，刻意回避当年引发镇压行动的复杂国内政治危机背景，只片面讲述自身遭受的不公待遇，却绝口不提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正是“大清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参与者。他们仅仅单方面要求苏联政府为自己平反，这样的平反诉求本身同样有失偏颇与公正。此外，海量涌来的类似申诉与请求，极大地占用甚至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理程序。例如，1951年，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曾提出为自己平反的申请，声称自己当初被判刑仅仅是因为苏联政府对他和他的母亲“持有作为年轻东方学研究者的消极态度”。然而，经过案件重审，证据表明古米廖夫被判刑确实存在反苏活动的具体事实依据，因此他的平反请求最终被正式驳回。而且，赫鲁晓夫时期推动的某些平反决定，也并未立即得到全面执行和落实。例如，一些原本的特种劳改营仅仅被更名为普通劳改营，其中的犯人则以“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等名义被变相地继续关押，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解冻”这一概念构成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主题与典型特征，其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松两紧”四个相互交织的阶段，这与斯大林时代对意识形态领域实施的那种强力而集中的“控制”模式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然而，赫鲁晓夫在推动意识形态“解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深刻的顾虑与摇摆，在不同阶段也屡次出现重新强化“控制”的举措。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推行的“解冻”政策，无论对于苏联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还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几乎同时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之下，苏联共产党推行了一系列旨在适应新形势的政党变革，其中包括解放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解冻”以及批判个人崇拜。1954年5月，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发表了其中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这部作品以文学的手法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终结，在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发了褒贬不一的激烈反响，围绕小说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评论与意见，从而在苏联社会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思想波澜。《解冻》的发表，普遍被视为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启。1954年12月15日至26日，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辞，他在讲话中要求作家们深入探究现实生活，“勇于发现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并积极“干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这两种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1955年5月7日，《文学报》发表了一篇专题论述，指出“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有时会碰到一些严重违背历史真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作用的学说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对战争初期的困难常常轻描淡写。”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1955年12月，《共产党人》第18期又刊登了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表达了对苏联文艺发展现状的不满，批评文艺创作“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后这段时期，苏联文艺界整体上都在强调“现实”这一核心，这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所遵循的文艺路线与工作方法。赫鲁晓夫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在顿河畔会面，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更是在苏联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心理震动与深刻的思想变化。“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代表大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开始被普遍称作“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爱伦堡使用了‘解冻’这个字眼。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解冻。这样来形容那个时期，我当时并不完全赞成。毫无疑问，出现了一些松动。如果用警察式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们放松了控制，人们说话比原来自由了。然而我们身上是两种情感在斗争。一方面，这样的松动反映了我们国内新的情况，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当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冻，他们责备说；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反对解冻的声音清晰可闻。而爱伦堡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十分准确地发现当前的倾向，对于奔驰的时代做出描述。我认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批判。”赫鲁晓夫曾出席在莫斯科马奈日展览厅举行的艺术展，而他的秘密报告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最先对秘密报告所传达的信号作出了敏感的反应。剧院舞台上开始上演根据亚历山大·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排练的话剧，剧中一位女主人公经历了囚禁后归来。话剧结尾的歌曲唱道，国家“张开了翅膀”。曾被视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象征的爵士乐，也开始重新流行起来。作为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组建者兼独唱演员的人民艺术家列昂尼德·乌乔索夫的唱片重新开始上市销售。在文学、绘画和雕塑领域，抽象主义流派再度盛行。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和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都成为了抽象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此外，从1956年起，一批反映国内战争题材的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列宁的故事》等开始公开放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最为显著地体现在青年一代身上。时髦的发型、服装、音乐以及生活方式成为了青年们热衷追逐的对象。1957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对苏联青年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苏联青年能够与来自外国的同龄人进行自由而直接的接触。参加过那届联欢节的一代人后来回忆说：“莫斯科联欢节的结果，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苏联欧亚大陆的相互结识。”然而，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始终心存重重顾虑，在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的举动。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之一，同时也被广泛视为苏联官方文学政策发生重要转向的标志之一。苏共历来对文化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的文化事件给予高度重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6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该小说即将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消息，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深深不安，他认为有人正在利用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达到反苏的政治目的。因此，在帕斯捷尔纳克被正式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亲自授意下，苏联各相关部门便已开始开展工作，试图影响并最终改变颁奖结果。在1958年4月7日的一项《关于可能向帕斯捷尔纳克授予诺贝尔奖一事苏联驻瑞典大使的措施》决议中，意识形态委员会授意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向瑞典方面施加压力，申明如果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斯捷尔纳克，将被苏联视为一种不友好的举动。此外，赫鲁晓夫还指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秘书长亚历山大·马尔科夫等人接触瑞典的左翼作家，以探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动态，并根据对方建议，在苏联国内加大了对另一位诺贝尔奖提名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宣传力度，希望奖项最终能颁给同为提名者的肖洛霍夫。然而，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最终还是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结果引起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领导的震怒。经意识形态委员会提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授奖当天便通过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决议。决议用词激烈地指责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诽谤性地描写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维埃民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诺贝尔奖授予这部小说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用来挑起冷战的手段。”尽管作家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发表了公开声明放弃领奖，但针对他的批判与压制并未就此结束，两年后帕斯捷尔纳克郁郁而终，而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首次在苏联境内发表已是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赫鲁晓夫主导的“反宗教运动”持续了大约六年之久，直至其本人被赶下台才告一段落。这场“反宗教运动”从其波及的规模、造成的破坏程度及其深远后果来看，都与以往的运动有所不同。在苏共党的领导层内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兴集团的崛起，对于宗教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57年，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与所谓“斯大林分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彼得·波斯别洛夫、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集团”。这些人物长期以来都对宗教抱有强烈的反感态度。支持赫鲁晓夫的还有共青团系统的领导者们，如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依、谢尔盖·巴夫洛夫、阿列克谢·阿朱别依等人。斯大林逝世后，与教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政策都被视为斯大林的政治遗产，而青年一代的领导人对此则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赫鲁晓夫本人坚信共产主义即将很快到来，同时也坚信宗教是反动的，必须不断加速其衰亡的过程。1957年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与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谈话时讲道：“人民的教育、科学知识必须推广，要研究大自然规律而不给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残留之地”。赫鲁晓夫将同宗教的斗争看作是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场斗争无疑被苏共领导人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其他政党进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手段。赫鲁晓夫非常担心政权上层中的部分人士可能与东正教的复兴运动联合起来，从而动摇党中央新领导的权力根基，并动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念。这也是苏共新领导层改变宗教政策、策划向宗教发动进攻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对普通教育体制进行了系列改革。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各共和国直辖市、各州、各边区以及大工业中心，开始普遍推行综合技术教育。1957年9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吸收中等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的青年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决议，要求全国各企业、工地、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应当根据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接收青少年参加工作和训练，旨在将普通中等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与就业劳动训练紧密结合起来。这项改革反映了赫鲁晓夫试图从教育体制层面探索双轨制的努力。由于普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等学校，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直接进入劳动就业行列，因此有必要从教育体制上明确提出并解决双轨制的问题。普通中等学校推行的综合技术教育，在实质上是一种综合职业教育。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苏联中等普通教育的目标正从着重培养专门人才，转向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这一转变也说明，斯大林早年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口号所对应的历史任务已大体完成。1958年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法》，决定以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取代原有的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八年制学校是一种实施不完全中等普通教育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际上是一种准综合型职业学校，它既进行基础理论教育，又开展综合职业训练，并与今后那种一面劳作、一面进行业务专门职业训练的学校相衔接。这反映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需要大量熟练劳动力的阶段。50年代后期，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苏联高等教育事业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956年，全国共有765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86万7千人。到了50年代末，虽然一些高等学校进行了合并，导致高校的绝对数量有所减少，但在校学生人数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1961年，全国共有739所高等学校，分布在247个城市，在校学生人数达到260万。全国还拥有3300所中等专业学校，以及22万4千所普通学校，在校的中、小学生总数高达3620万。至此，苏联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教育配置与覆盖广泛的教育网络。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61年，苏联各类学校累计培养了480万名高等专业人才和770万名中等专业人才。苏联的高等学校非常重视招收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1961年入学的高等学校新生中，有一半以上直接来自生产单位，并且拥有两年以上的工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都安排有生产实习课程。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普遍成立了大学生科学协会、各种科学小组和技术设计局等组织，积极开展课余科学实践活动。高等农业学校的学生则必须将全部学习时间的一半用于实地观测和劳动。全国指定了60个国营农场作为大学生的固定实习基地。苏联推行的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得到了贯彻与实施。
赫鲁晓夫的出身较为低微，且个人生活习惯中存在酗酒倾向，其公开讲话时常出现文法错乱的现象。他的衣着风格往往显得过时，整体风度欠缺雅致，待人接物时态度生硬、举止粗鲁，并习惯于发表诸多轻率而不恰当的声明。在发言时，他往往毫无顾忌，言辞夸张，以至于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评价中，他甚至被认为不具备为斯大林擦靴子的资格。作为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外交场合中常常只顾逞口舌之快，有时仅为求得一时情绪宣泄便口出恶言，从而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外交后果。例如，在1959年10月初访问中国期间，他竟以教训的口吻指责中国，称其为了一片荒芜贫瘠的西藏山地而与印度发生冲突并不值得，同时还批评中国激化了与美国的关系。其出言不逊之程度，令在场众人无不感到震惊。到了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他又以讥讽的语气针对中国说道：“你们推行大跃进，可人民却连裤子都穿不上，穷困不堪；你们提倡百花齐放，现在结果如何，还敢继续放吗？你们如此推崇斯大林，不妨将斯大林的棺椁迁往北京，我们完全可以赠送。你们总说东风压倒西风，无非是想让中国压倒所有国家，企图压倒全世界。”同年10月，他更当面对着邓小平表示：“你们清楚，高岗曾是我们的一位好友，而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显然是对我们不友好的表现。你们不是欣赏莫洛托夫吗？尽可以把他带走，我们愿意将其送给你们。”此外，他曾在其他外交场合放肆地宣称：“倘若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达愿意接受苏联管辖的意愿，我们便会将他们全部并入苏联。”赫鲁晓夫甚至对中国领导人展开了直接的人身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毛泽东“如同好斗的公鸡一般热衷于战争”，并讥笑毛泽东是“破旧的套鞋”，是“从鼻孔里抠出理论的泥菩萨”。他还当面嘲弄邓小平，称其“以后不必带着棍子前来”。在中苏两党分歧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的诸多不当言行，无疑成为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重要诱因。当胡志明建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面对面会谈时，毛泽东回应道：如今对方已将我骂得狗血淋头，我还有什么可谈的？据知情者回忆，毛泽东曾这样说：“赫鲁晓夫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也罢，我就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不过是只草鸡！”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偶尔也会对自己信口开河的行为感到懊悔。例如1959年10月初在北京那场口不择言的激烈争吵后，他刚一回国便立即提议双方共同销毁10月2日的会谈记录。这一举动表明，他自身也隐约察觉到了言行失当所带来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好莱坞举办了一场令人颇感意外的特殊宴会。这场宴会的主宾是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而名义上的东道主则是风靡全球的影坛巨星玛丽莲·梦露。同年九月十五日，赫鲁晓夫正式开启了对美国的访问行程，成为苏联历史上首位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领导人。彼时，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一种极其微妙且复杂的阶段。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位“可以接触”的对象，与其进行更多交流将对双方有益，因此决定以高规格的宴请接待他。然而，赫鲁晓夫对白宫举行的国宴以及戴维营的非正式餐叙都显得兴趣寥寥。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两个具体条件：一是希望游览迪斯尼乐园，二是渴望与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美方以安全考量为由，直接拒绝了赫鲁晓夫游览迪斯尼乐园的请求；于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只得勉为其难地去劝说梦露出席。出乎意料的是，梦露的反应“单纯”得超乎他们的预期：尽管她对赫鲁晓夫其人并不了解，但听到美国官员形容“在苏联人眼中，可口可乐和梦露就代表着美国”之后，便欣然接受了邀请。美方并未安排两人单独相处，而是邀请了近四百人作为陪客一同出席。梦露虽被安排在主桌，却并未坐在赫鲁晓夫身旁。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首先回顾了自己清贫的童年岁月，并语带双关地表示，自己小时候在邻居眼中本是个乖巧的孩子，长大之后却被某些人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坏蛋”。接着，他问候了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老板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甚至略带夸张地将其称为“自耶稣诞生以来的老朋友”。随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自己此行是来到“自由的国度感受自由气息”，却连去迪斯尼乐园的“小小愿望”都无法实现，并略带讥讽地问道：“那个乐园里究竟有什么不能让我看见？难道里面藏有导弹发射架吗？”赫鲁晓夫这番尖锐的发言令在场众人如坐针毡，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全场陷入一片沉默。就在此时，梦露忽然开口，她仅轻声说了一句：“您刚才的讲话真的十分有趣。”这句话瞬间缓和了现场紧绷的气氛。赫鲁晓夫立即转变语气，以更为亲切的姿态与在场的明星们交谈起来，陪客们也渐渐摆脱了最初的拘谨。赫鲁晓夫还热情地邀请梦露访问苏联，并表示：“您将品尝到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绝对吃不到的苏联风味馅饼。”出于礼节，他随后也向同桌的其他明星发出了类似邀请。这场始于冷场的宴会最终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离席时，赫鲁晓夫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可以回家了”。在随后举行的戴维营美苏领导人会谈中，双方之间的紧张态势确实得到了明显缓和。不过，这场宴会的女主角梦露却似乎被遗忘了，只有她本人坚信，自己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世界和平。据称，梦露后来时常回味这次特殊的“约会”，认为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成功促使苏联领导人放弃了核冒险的念头。然而，梦露的传记作者们大多认为，她是一个热情却头脑单纯的人，之所以在宴会关键时刻敢于发言，并非出于政治敏感，而是因为她性格直率、心思简单，反而阴差阳错地打破了僵局。大约在二零零六年，美国媒体曾披露，有历史学家查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七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曾接到报告，称梦露向他人透露过她与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谈话内容。梦露向总统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而肯尼迪也一一予以回答。联邦调查局担心梦露言语不慎，可能导致谈话内容流传至克里姆林宫。一个月后，肯尼迪兄弟二人不约而同地断绝了与梦露的来往。梦露在意识到处境危险后，曾致电好友，透露自己掌握了一些“危险的秘密”。次日，她便被发现死于洛杉矶的公寓中。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侦测到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发射场，古巴导弹危机随之爆发，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正是曾与梦露“约会”的赫鲁晓夫。
一九五九年，随着人民大会堂与钓鱼台国宾馆相继落成并投入使用，新中国在接待外国政要及高级别代表团方面获得了重要的设施保障。就在同一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访中国，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入住钓鱼台国宾馆的总统套房之后，赫鲁晓夫却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并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提出抱怨，声称“国宾馆里的浴缸实在太小了”。这一表态令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困惑，因为赫鲁晓夫的身高大约只有一点六八米，而国宾馆内配置的浴缸均是按照大尺寸特别定制的，按理说完全能够满足使用需求，为何还会被认为太小呢？此时，中苏两国关系正处于复杂微妙的阶段，双方在意识形态与政策路线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两党之间已逐步展开规模广泛的理论论战。就在十月二日当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赫鲁晓夫于中南海举行正式会谈，会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展开了激烈的言辞交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交谈中均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彼此互不退让，气氛十分紧张。事后有分析指出，或许在当时赫鲁晓夫对中国诸多方面的看法已趋于负面，心中积聚着不满与挑剔的情绪，因而即便对国宾馆浴缸这样看似琐碎的设施也无端提出批评，这一行为放在当时两国关系渐行渐远的背景下，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赫鲁晓夫的出身背景与他的饮食习惯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来自乡村与矿区的经历成为他乐于向他人讲述的生动故事。故乡乌克兰的风味在他的味蕾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他最钟爱的菜肴大多源自乌克兰丰盛厚重的传统美食：浓郁的乌克兰牛肉红菜汤、香气扑鼻的生爆腌肥肉、淋上酸奶油的多汁肉饼、搭配黄油与酸奶油的甜馅饺子以及地道的乌克兰疙瘩汤，还有各式辛辣而油腻的凉菜。赫鲁晓夫在饮酒方面也毫不节制，酒量越大，食肉也就越多。这种豪饮大食的习惯在他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时便已形成，到了莫斯科执掌最高权力后更是变本加厉，宴饮几乎无止无休。区别在于，在乌克兰时侍奉他宴饮的仅是小范围的人员，而在首都，为满足他这一重要生活需求，则动用了大批服务人员、贴身随从乃至外交部的礼宾官员。由此，苏联领导人的出行历史上便出现了一种新景象，并逐渐固化为一种惯例：只要赫鲁晓夫前往地方视察，甚至出国访问，庞大的餐饮团队必定随行。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行李堆积如山，他们必须备足赫鲁晓夫喜爱的各类食物，尤其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每餐都离不开、最为惦念的乌克兰“疙瘩汤”。赫鲁晓夫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怎么能没有疙瘩汤？没有疙瘩汤，我就觉得没吃饱！”一九五四年十月访问中国时，他便携带了完整的俄式厨房设备以及全部所需食品。在北京下榻的官邸内，由他当时的亲信、国家安全部部长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亲自负责其饮食安排。尽管每餐提供的都是赫鲁晓夫惯常喜欢的菜式，他却反而对饭菜越来越挑剔，不时对谢罗夫厉声责问：“谢罗夫，这汤怎么是凉的？这肉饼为什么没放盐？这道美味为何没加糠子？”在设计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时，主持工作的领导显然充分考虑到了赫鲁晓夫对美食的特殊需求，特意指示设计师规划了一处极其宽敞、奢华且层次分明的餐饮区域，兼具小吃与宴会功能。当赫鲁晓夫亲自踏入这个小吃厅时，华灯骤然齐明，佳肴香气扑鼻而来，美酒的气息瞬间弥漫四周。他欣喜万分，不禁手舞足蹈地说道：“对！就要这样！要让人民在欣赏伟大艺术的同时，也能品尝到这些美味！”在赫鲁晓夫主持国政的几年里，苏联党和苏维埃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几乎都在这个大会堂内举行。因此，那时的小吃厅异常繁忙，一天需供应多次美食佳酿，甚至深夜也要备好丰盛宴席，以应对赫鲁晓夫可能突然产生的特殊需求。受此风气影响，莫斯科所有剧院的小吃厅都陆续进行了改造：从原先只供应香槟与点心，转变为提供热菜热汤。那些新建的文化与体育设施也格外重视小吃部的设计与布局。可以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是莫斯科剧院小吃部供应最为优质、完善无缺的时期。普通百姓来到剧院，也能从中获得些许实惠，感受到如同节日般的愉悦氛围。 随着赫鲁晓夫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他对美食佳酿的痴迷也日益加深。在一九五四年之前，尽管他已掌握国家最高权柄，但其饮食体验主要局限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传统大餐，未曾广泛接触其他风味，因此他频繁要求食用“疙瘩汤”和“牛肉红菜浓汤”。一九五四年十月访华之行，中国丰富多彩的美食令他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首先在上海体验了中国菜肴，尝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食物：如松花蛋、燕窝汤、各式虾类、墨斗鱼、鱼翅海参以及“龙虎斗”等。在离开北京之际，毛泽东主席曾风趣地对他说：“你们去我国南方，那里的人肯定会请你们吃蛇。不必感到不自在。顺便提一句，在我国南方，吃蛇是相当普遍的。这很好理解：如果广东人不吃蛇，蛇恐怕早就把广东人都吃掉了。”他从上海一路品尝到杭州，享用了“杭州醋鱼”等名菜，又南下至广州，在那里体验了地道的蛇宴。他对“五蛇汤”尤为赞赏，连连称奇。此后，他曾多次向身边人员发问：“为什么我们不吃蛇？为什么我们的蛇不能吃？”在尽情享受了中国美食与美酒之后，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表示：“够了够了，别再老吃那个‘疙瘩汤’和‘红菜汤’了！应该多吃中国菜。让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去准备油炸蛇，让雅得加尔点一份黄焖狗肉！” 步入晚年，年过六旬的赫鲁晓夫在饮食上逐渐有所节制。根据其卫士的回忆，他的日常食谱大致如下：早餐通常是两片烤黑面包、一小罐酸奶，有时则是酸奶生菜配奶渣。卫士帮助他养成了每日饮用两次鲜榨果汁的习惯，每次一杯。当时没有榨汁机，卫士便亲手制作。无论何种场合，即便正在会客，果汁也必定按时送上；如有客人在场，便准备两杯。果汁种类繁多，包括葡萄汁、橙汁、黑醋栗汁、樱桃汁等。午餐时，赫鲁晓夫倾向于选择偏素淡的菜肴，基本不碰油腻食物。若外出打猎，烤羊肉串则是必备之选。有一段时间，赫鲁晓夫非常喜爱西红柿，但后来不知从何处传出流言，称食用西红柿有害健康，会导致体内盐分沉积。恰巧赫鲁晓夫本身存在盐沉积的问题，于是他从此再也不碰西红柿。后来，主管农业的波利亚科夫劝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别相信盐沉积是吃西红柿引起的！”他才重新开始食用西红柿。
赫鲁晓夫在饮酒方面有着独特的习惯。他拥有一款造型别致的专用酒杯，其外观与正式宴会上常见的标准酒杯几乎一模一样，然而实际容量却仅有30毫升，而普通酒杯的容量通常达到60毫升。这款特殊的酒杯由克格勃第九局专门秘密制作，其容量较小的原因在于杯底与杯壁均经过加厚处理，并且外侧雕刻有精美的装饰花纹，使得它在视觉上足以以假乱真。该酒杯主要被用于那些菜肴丰盛、酒水供应繁多的隆重宴会场合。随行的警卫人员将这支酒杯视为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在执行任务时丝毫不敢有所疏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期间，他曾被拍摄到紧抱香槟酒瓶的生动场景。此外，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他还曾专门下令酿造一种高品质的伏特加酒。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甚至组建了一支包括数名前苏联知名科学家在内的专业团队，某些科研实验室也受命参与了这项“特殊任务”。不仅如此，为了研制出专供克里姆林宫使用的特制伏特加，赫鲁晓夫政府还特别下令在莫斯科和基辅两地分别成立了酒类研究所。据后来一些参与研制工作的人员回忆，这种特供伏特加呈现出完全透明的液体状态，由精选的高纯度酒精和经过特殊处理的水调配而成。尽管在酿造过程中并未添加任何糖分、蜂蜜、葡萄糖或其他用于柔化口感的添加剂，但其口感却异常醇和顺滑。不过，这一成果的得来并非易事，科学家们在研发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了无数次关于水质与酒精配比的反复试验与调整。
赫鲁晓夫对狩猎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堪称一位痴迷的狩猎爱好者。1964年1月的某日，赫鲁晓夫与到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同进行了一场狩猎活动。首次狩猎安排在扎维多沃狩猎场，参与此次活动的还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林诺夫斯基、米高扬等苏联高层领导人，以及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狩猎场中，这群政要竟嬉闹着上演了一场“雪地混战”。起初，中央委员波德戈尔内与勃列日涅夫联手将赫鲁晓夫推倒在积雪中，随后又放倒了米高扬，并朝着卡斯特罗身上扬洒雪花。赫鲁晓夫并未较真，反而幽默地认输，他摘下自己的皮帽，往里装满雪，然后戴回头上，以轻松的姿态化解了这场玩闹。正式狩猎开始后，卡斯特罗使用一支美制M14步枪成功猎获野猪。赫鲁晓夫则从口袋中取出一个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先为卡斯特罗和劳尔斟上酒，随后才为自己倒上，以这种亲切的方式分享狩猎的喜悦。然而，赫鲁晓夫的狩猎经历并非总是如此愉快，早在1959年冬天发生的一起事件就曾引发不悦，甚至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那年冬季的某一天，赫鲁晓夫与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同前往扎维多沃狩猎场。狩猎开始后，赫鲁晓夫与基里琴科手持猎枪并肩站立，几乎在同一时刻传来两声枪响。众人迅速围拢到被击毙的大野猪旁边。基里琴科立即声称：“看看我的枪法多准，一枪就致命，让它直接栽进雪里了。”赫鲁晓夫当即反驳道：“你在胡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先击倒它的，你是在我之后才开的枪。”基里琴科毫不退让，坚持说：“不对，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的猎物，我比你先把它打倒。”赫鲁晓夫试图以逻辑论证：“它怎么可能先被你打中呢？野猪是从我这边朝你那个方向跑的，利托夫琴科可以作证。我的枪响后，他立刻对我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野猪已经死了。”但基里琴科依旧坚持己见，甚至语气激烈地回应：“谁知道你的利托夫琴科在看哪里，反正野猪是我打死的。”赫鲁晓夫逐渐失去耐心，说道：“见鬼去吧，跟你争论有什么意义？让围猎人员来分析吧，那两颗扎坎枪弹的轨迹他们会查清楚并报告我们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庆祝狩猎成功，吃点东西也不错。”然而两人并未停止争执，在随后的餐桌上，几杯酒下肚后他们再度争论起究竟是谁打死了野猪，基里琴科始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说法。这时，围猎人和助手前来报告，确认野猪身上的确有两颗扎坎枪弹。第一颗子弹击中耳朵后射入眼睛，导致野猪当场死亡，而这颗子弹属于赫鲁晓夫。第二颗子弹则穿过肋骨，未伤及心脏，若仅受此伤野猪仍可能继续奔跑。基里琴科听后情绪激动，大声嚷道：“让你那些分析见鬼去吧，马屁精！”赫鲁晓夫也提高音量喝道：“别嚷嚷了！”随后他转向围猎人，缓和语气说：“谢谢两位伙计，分析得很清楚。过来，每人一杯白兰地，我也陪你们喝一杯。至于基里琴科同志嘛，以后我可不敢和你一起去执行侦察任务了。”说完，赫鲁晓夫站起身，穿好外衣，径直坐进汽车，未与任何人道别便返回了莫斯科。这次不愉快的狩猎事件发生后不久，基里琴科便被调离了苏共中央的职务，其职位由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接替。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于苏联工业学院内一边学习一边担任职务。巧合的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正在该学院就读。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学院里的许多教师和学生在最初阶段都显得格外谨慎，很少主动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交谈。然而随着相处时间渐长，众人逐渐发觉阿利卢耶娃其实性情温和、待人亲切，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对社会现状与普通民众怀有深厚的关怀与同情之心。于是，大家与她的交往日益增多，谈话的内容也愈发广泛而深入。据赫鲁晓夫本人后来的回忆，他之所以能够进入斯大林的视野并得到赏识与提拔，正是由于斯大林通过妻子阿利卢耶娃获悉，“赫鲁晓夫同志”在工业学院始终坚定维护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总路线，并为此积极斗争。赫鲁晓夫曾将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形容为“我的幸运彩票”。然而，后来的苏联历史学家们通过采访当年仍健在的工业学院师生，却了解到截然不同的内情。那时正值斯大林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关键阶段，工业学院的许多师生也被动员前往农村协助推进该项运动。在此期间，他们亲眼目睹了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普遍的饥荒、无依无靠的孤儿、大规模流放乃至公开的枪决……返回学校后，这些师生将所见所闻如实告诉了阿利卢耶娃。阿利卢耶娃深感痛心，回家后便向丈夫斯大林提及了这些情况。斯大林闻言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向她散布“这些可耻的谣言”。“但这怎么会是谣言呢？大家都这样告诉我啊！”阿利卢耶娃试图辩解。“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你这么说？”斯大林紧追不舍。“只有一个人没有这样说，他声称这些都是敌人的谎言。这个人名叫尼基塔·赫鲁晓夫。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于坚持真理，而是因为胆小怕事、一味奉承领导罢了。”阿利卢耶娃如此回答道。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斯大林已经牢牢记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此后不久，阿利卢耶娃就读的工业学院在“大清洗”运动中遭受严重冲击，许多曾接触过她并讲述实情的师生相继遭到逮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鲁晓夫的仕途却从此一帆风顺。在斯大林的直接关照与批示下，年轻的赫鲁晓夫迅速晋升为学院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短短数年之后更是出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路平步青云，跻身苏联领导层。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的紧张氛围中，某日赫鲁晓夫前往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斯大林正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档案几乎完全遮挡了斯大林的身影，只隐约可见他俯首工作的轮廓。见到领袖如此忙碌，赫鲁晓夫未敢出声打扰，便自行搬来一把椅子，悄悄坐在办公桌侧边，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开口。由于文件堆叠得实在太高，赫鲁晓夫仿佛也被掩埋在这片纸山之后。就在这时，斯大林忽然抬起头瞥了他一眼，目光中掠过一丝明显的不快，随后用带着责备的语气低声抱怨道：“过来把这些文件挪开些，坐得近一点！你何必躲躲藏藏，难道我们还会逮捕你不成……”这番突如其来的话语令赫鲁晓夫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内心充满了不安。 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某个夜晚，当时赫鲁晓夫与其他几位高层人物陪同晚年的斯大林在郊外别墅共进晚餐。餐桌上气氛看似平常，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压抑。心怀恐惧的赫鲁晓夫亲耳听到斯大林用近乎自语的声调喃喃说道：“我已经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真的谁也不信，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信任……”这段意外的独白透露出斯大林内心深处极度的孤独与多疑。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显著减少了正式党内会议的召开频率，转而将许多公务处理安排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中进行。斯大林习惯于将核心集团成员——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布尔加宁等人——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观看他最喜爱的美国西部牛仔电影，随后在凌晨一点左右移步至他的私人别墅继续聚餐。在这些漫长的夜晚里，斯大林常常兴致勃勃地向赫鲁晓夫等人频频劝酒，直至他们酩酊大醉。此外，斯大林还热衷于要求下属跳舞助兴，赫鲁晓夫不得不屡次应命，在众人面前表演乌克兰的传统舞蹈戈帕克，以迎合领袖的娱乐需求。这些场景不仅反映了当时权力核心的独特运作方式，也生动刻画出斯大林晚年统治风格中那种混合着随意性与控制感的复杂氛围。
曾长期担任苏联重要领导职务、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其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仁娜拥有犹太血统。在1949年苏联国内掀起的一轮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运动中，波利娜同样未能幸免，遭到了当局的逮捕。这一举措的背景在于以色列当时已经建国，苏联高层对于国内犹太族群的忠诚度产生了深切的忧虑，甚至毫无根据地怀疑许多苏联犹太人可能成为潜在的背叛者。面对妻子被捕的严峻情况，莫洛托夫本人也只能保持沉默，未敢公开表达任何异议，更不用说采取实际行动进行营救，其处境可谓如履薄冰。1953年3月9日，恰逢斯大林葬礼举行之日，这一天也正是莫洛托夫的生日。在离开陵墓的途中，赫鲁晓夫特意向他表达了生日祝贺，并询问他想要什么作为礼物。莫洛托夫一面继续向前走，一面冷冷地回答道：“把波利娜还给我。”这个请求很快被转达给了当时掌握内务大权的贝利亚。于是，波利娜立即被传唤至贝利亚的办公室。彼时，波利娜甚至尚未得知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内心充满了对更糟糕局面的恐惧与担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贝利亚一见到她走进房间，便立刻从办公桌后跃身而起，冲上前去紧紧抱住她，并高声宣称：“波利娜，你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使波利娜瞬间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经过紧急救治，她逐渐苏醒过来；随后，工作人员让她稍事休息，并为她更换了一套崭新的衣物，很快便用车将她送回了家中——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最终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
一九五九年九月，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一次面对众多媒体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赫鲁晓夫先生，有报道称，您在参观我国匹兹堡的一家机床厂时，曾将一只手表赠予一位工人，请问确有其事吗？”赫鲁晓夫神态自若地回答道：“是的，确有此事。”这位记者紧接着追问：“这让我联想到一个相关的情况：当年尼克松先生访问贵国莫斯科时，也曾试图给予一位工人一笔现金，而贵国的报纸当时指责他意图收买那名工人。如今，您赠送的虽然不是现金，而是手表，但据说这只手表也价值不菲。您认为这两者性质相似吗？”赫鲁晓夫从容应对：“手表固然具有相当的价值，然而，与我见面的那位工人当时赠予我一支雪茄烟，并以友好的姿态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对我的善意。我回赠他手表，仅仅是出于对贵国工人这份好意的答谢。我想请问，彼此之间表达友好情谊的行为，与试图收买的行为能够等同吗？因此，我的举动与尼克松先生试图用金钱影响我国工人所希望达成的目的，是截然不同、毫无共通之处的。”这番逻辑清晰、对比鲜明的回应，使得那位提问的美国记者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时间来到一九六零年五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首脑在法国巴黎举行高级别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U-2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赫鲁晓夫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就此事件正式道歉，并明确承认此举属于“侵略行径”。然而，艾森豪威尔方面则坚持拒绝承认。情急之下，赫鲁晓夫拍案而起，作势欲离席以示抗议。作为东道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局面也感到不悦，但他并未直接发作，而是面带微笑地对赫鲁晓夫说道：“就在昨天，您离开莫斯科之前，贵国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在未获我国许可的情况下，已经飞越法国上空多达十八次。我如何能确信这颗卫星上没有安装照相机，并对我国领土进行拍摄呢？”赫鲁晓夫立即回应道：“我们最新发射的这颗卫星上确实没有装载照相机。”戴高乐总统并未就此罢休，他敏锐地抓住一点继续追问：“既然如此，那么贵国是如何拍摄到那些月球背面的珍贵照片的呢？”赫鲁晓夫反应迅速，他灵机一动，用一种近乎诡辩的方式解释道：“那所使用的设备并非普通的照相机，它的准确名称是‘红外线探测扫描器’。”戴高乐内心对此辩解十分气恼，但一时之间在言辞上未能找到更有效的驳斥方式，因而陷入了短暂的语塞与愣怔之中。
在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的着装风格并未盲目追随国际潮流，而是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保守与务实倾向。赫鲁晓夫在服饰选择上尤为传统，他始终坚持穿着苏联本土生产的服装，这些衣物均由特设的国营服装店为其量身定制，甚至连面料也严格选用国产货。在他为数不多的个性化表达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乌克兰绣花衬衫取代普通的制式衬衫，这成为他服饰中一抹独特的民族色彩。当国内工厂开始能够自主生产礼帽时，赫鲁晓夫曾欣慰地表示：“终于可以把外国货扔掉了！”他每到一处视察，总会热情赞扬孔策沃生产的各类衣料、花呢与厚呢子，以此彰显对国货的支持。 赫鲁晓夫对于某些西方正式礼服持排斥态度，尤其厌恶燕尾服，他认为以自己的体型穿着燕尾服会显得颇为滑稽。这一问题首次凸显于1955年筹备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围绕出访礼仪产生了诸多讨论，包括着装规范、问候方式乃至餐具使用等。赫鲁晓夫并不回避这些讨论，但他坚决认为无需刻意迎合西方惯例，坚持身着普通的西服套装出席即可。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苏联高级领导人的服装定制服务集中在库图佐夫大街的特设服装店内进行。当然，领导人本人无需亲临店铺，裁缝通常会前往其办公室或住所量取尺寸。然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妻子们则需要亲自前往店铺。当时的定制服务分为三个等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享有最高级别，中央委员次之，各部部长及党中央机关干部则属于第三级。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定制服装普遍选用国产面料，直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开始逐渐引入进口衣料。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克格勃均设有内部服装店。其中，克格勃的制鞋店尤为知名，因为赫鲁晓夫与柯西金等领导人的鞋履均在此定制。店内提供从皮鞋、便鞋到优质皮革鞋等多种款式，赫鲁晓夫个人偏爱那种配有微孔橡胶鞋底的鞋子。他的着装观念深受其保守性格及年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服饰的整体态度。尽管其西服、衬衫与领带尚能勉强符合时代潮流，但其内衣款式却远谈不上时髦，甚至被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据身边卫士回忆，那些内衣陈旧得都不好意思送往公共洗衣店。 因此，在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期间，其卫士不得不承担起各种杂务，甚至包括亲手清洗他的内衣。此举一方面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避免这些带有钮扣和细绳的旧式长衬裤被外人看见而引发尴尬。他的所有衣物都坚持使用苏联产品，即便偶然得到进口服装，也会立即剪去上面的外国商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之后，他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有时仍会亲自为他缝补袜子。 此外，赫鲁晓夫非常喜爱游泳，但他并不接受专用的游泳裤或泳衣，而是习惯穿着黑色或深蓝色的缎纹内裤直接下水，这再次体现了他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固执而简朴的作风。
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高层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最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胜出，登上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然而，在他取得胜利之前，那些与他同台竞争的“同志们”大多对他抱持着轻视甚至嘲弄的态度。在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眼中，这位身材矮胖、头顶微秃、言行略显粗俗甚至带有几分滑稽感的人物，似乎并不具备统领全局的威严与能力。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曾捻着自己那撮山羊胡子，以讥讽的语气称赫鲁晓夫为未经雕琢的“МУЖИК”，意即乡野村夫。拉夫连季·贝利亚则轻蔑地将其称作“我们的土豆政客”，暗指其出身与作风土气；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评价赫鲁晓夫不过是个缺乏系统教育与政治训练的“幸运儿”；而时任总理的马林科夫与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更是以鄙夷的口气，直接送给他一个绰号——“НИЧТОЖНЫЙ”，意为微不足道、一钱不值的人物。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正是这位被众人看轻的赫鲁晓夫，后来以果断的手段清除了曾经权倾一时、令人畏惧的“政治杀手”贝利亚，将其逮捕并迅速处决。卡冈诺维奇口中那位凭借运气上位的“幸运儿”，反而将这位昔日的提拔者调往偏远之地，担任一些无需高深学识的基层劳务工作。曾被马林科夫与莫洛托夫蔑称为“НИЧТОЖНЫЙ”的赫鲁晓夫，则将前者派遣至西伯利亚管理发电厂，而后者则被远调至外蒙古，在乌兰巴托的外交场合中度过余下的政治生涯。至于伏罗希洛夫与布尔加宁，虽然勉强保住了表面上的荣誉与地位，却也不得不在这位他们曾经藐视的领导人身边俯首听命，再无往日的影响力。就这样，那位曾被讥为“土豆政客”的赫鲁晓夫，逐步将权力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启了苏联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争议的新时期。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国内爆发大规模骚乱，随后苏联军队进驻布达佩斯并以强硬手段将骚乱平息，这一事件在当时被广泛称为“匈牙利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动。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随即决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匈牙利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试图借此机会对苏联进行严厉谴责。苏联代表团在会前经过内部商议，最初计划依照国际外交惯例，在联合国会议开始审议“匈牙利问题”时集体退席，以此表达抗议立场。然而，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得知这一安排后深感意外并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的直接指示下，苏联方面改变了策略，决定不再退场，而是采取主动扰乱会场秩序的方式表达立场。 会议正式开始后，当主持人宣布进入“匈牙利问题”讨论环节时，赫鲁晓夫立即高声打断主持人的发言，厉声质问对方有何资格主持会议，并宣称依据会议规程自己同样拥有提问的权利。与此同时，其他苏联代表也纷纷大声喧哗，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为了进一步制造声势，苏联代表们甚至拿起桌上摆放的名牌猛烈敲击桌面，噼啪之声不绝于耳。顷刻间，会场内争吵声、斥责声与哄笑声交织在一起，会议进程被迫中断。就在这混乱之际，赫鲁晓夫的手表不慎掉落在地，他俯身去拾取时，竟从桌下提起了一只皮鞋。随后，他毫不犹豫地用这只皮鞋奋力敲击桌面，使得场面更加失控。 次日，会议议程转为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仍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法国代表团对此议题显然极为不满，于是决定以集体退场的方式表示抗议。离场前，法国代表愤然说道：“我们得去买双更结实的鞋，比如滑雪靴！”这番话显然是在影射前一天赫鲁晓夫以皮鞋敲桌的举动。 事实上，赫鲁晓夫以鞋击桌的行为并非偶然。在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二日联合国大会一场关于殖民主义的辩论中，为回应菲律宾代表所谓“东欧国家缺乏自由，犹如苏联卫星国”的指责，赫鲁晓夫再次情绪激动地猛拍桌面，随后更从桌下取出一只皮鞋，继续愤慨地敲击数下，这一场景成为冷战时期著名的外交事件。然而，事后通过对现场照片的细致分析，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赫鲁晓夫在用皮鞋敲桌的同时，双脚其实都穿着完整的皮鞋。这说明他并非临时脱下自己的鞋，而是事先准备了一只额外的皮鞋。由此可见，这一行为并非即兴之举，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表演，是苏联当时惯用的威慑式外交手段的典型体现。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说法：赫鲁晓夫手中所持的皮鞋实为身旁他人所有。据称他当时只是一时兴起，顺手拿起该鞋敲击桌面。其孙女在后来的记述中透露，赫鲁晓夫当日穿了一双过紧的新鞋，因此在就座后便将鞋脱于桌下。她和赫鲁晓夫的翻译均回忆说，当他起身用力敲桌时，手表因震动而脱落，在他弯腰捡拾手表之际，瞥见了桌下的皮鞋，于是顺手取之代替拳头继续敲击。不论具体细节如何，这一事件已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外交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片段，生动折射出冷战对抗中双方在舆论与姿态上的激烈交锋。
在刚刚卸任的那些日子里，赫鲁晓夫感到极度的不适应，内心充满了被欺骗与被抛弃的苦涩。他时常独自坐在椅子上陷入长久的沉默，苍老的面颊上不时划过泪痕。当时赫鲁晓夫的孙子年纪尚小，正在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的老师半开玩笑地问孩子：“你爷爷最近在家做什么呀？”孩子天真地回答：“爷爷总是在家里哭。”随着时间的推移，赫鲁晓夫逐渐意识到，他曾经大力推动的全面改革措施早已被逐步搁置乃至抛弃，而苏联社会的整体氛围与运行模式，似乎又悄然回归到了过去的轨道。他从儿子那里拿到了几本被称为“禁书”的读物，在读完其中一部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后，他带着几分悲凉与感慨说道：“我们当初真不该禁止这本书，它里面其实并没有任何反苏的内容。”赫鲁晓夫最喜爱的日常活动依然是散步，因为散步时他常能遇到一些路过的旅行者，而他总愿意停下脚步，与人们随意交谈。这些谈话大多围绕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展开，偶尔他也会就当时的国际局势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听众们往往听得兴致勃勃，有时还会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赫鲁晓夫总是很乐意回答，不过一旦问题涉及勃列日涅夫，他就会以自嘲的口吻说：“我已经退休啦，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散步，可不负责发表评论。你们都有健全的头脑，当然可以自己去判断是非对错。”后来，赫鲁晓夫的心态渐渐变得平和，情绪也恢复了稳定，他经常外出与附近的农民闲聊，有时则专心打理自家院子里的小菜园。有一天，几位从梁赞州来的老农路过此地，听说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就居住在这里。于是他们鼓起勇气，决定前去探望。几位老农一路打听，来到赫鲁晓夫家院的围墙外。他们把随身带的皮箱叠放在墙角，然后踩着皮箱扒上墙头，伸长脖子朝院子里张望。只见赫鲁晓夫正在小菜园里忙碌，神情颇为怡然自得。“喂，尼基塔！他们不会在这儿把你干掉吧？”一位老农大声问道。赫鲁晓夫头也没抬，一边继续手里的活儿一边答道：“不会的，不会的！”据身边的卫士回忆，赫鲁晓夫后来居住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别墅，实际上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只有在确有必要时，他才会被批准外出，例如前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或中央临床医院就医。每当他提出想去某个地方，卫士都会立即向上级转达，但这类请求通常都会遭到拒绝。赫鲁晓夫也确实没有太多可去之处。当局为他配备了一辆吉姆牌轿车，另有一辆伏尔加作为备用。直到去世前几年，他才被允许进行一些“远足”，比如参观花卉展览之类。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前来拜访赫鲁晓夫，就连家庭成员接待客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始终心存忌惮，没有人相信这位前领导人会就此沉寂、无所作为。当局将每一个可能的来访者都视为潜在的信息传递者。在赫鲁晓夫临终前的两三年里，他很少去剧院或到马涅日参观展览，不过偶尔也会有客人登门。1970年，他的孙女尤丽娅曾将歌唱家维索茨基带到别墅，待了一整天。而一些希望拜访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外国政要，如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亚诺什·卡达尔以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则均被当局挡在门外。尼克松甚至已经抵达赫鲁晓夫位于市内旧马厩胡同的住宅，却被告知赫鲁晓夫此时“突然”不在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卸任并离开政治舞台之后，经过家人的多次劝告，最终决定在家中着手撰写个人回忆录。他将完成的手稿交给儿子谢尔盖，委托其联系美国时代公司安排出版事宜。在谢尔盖坚持不懈的沟通与催促下，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终于在1971年1月送至赫鲁晓夫面前，而八个月后，这位前领导人便与世长辞。到了1974年，该回忆录的第二卷也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赫鲁晓夫曾长期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其政治生涯跨越了从俄国十月革命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多个关键历史阶段。这部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苏联不同时期的政治图景，揭示了长期以来高层决策与活动的内幕，并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说明。迄今为止，该书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五种语言。然而在苏联境内，民众直到1989年才得以通过《星火》杂志读到回忆录的部分节选，全文则自1990年2月起在《历史问题》杂志上连续刊载了数年。1999年，俄罗斯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推出了四卷本的完整版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在中国，三联书店曾于1973年依据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的英文版翻译出版了删节本，其中省略了涉及中国及毛泽东的相关章节。直至198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全译本，不仅补回了1973年删节的内容，还增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完整文本。
赫鲁晓夫的首次婚姻始于1914年，当时他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发电厂担任金属装配工，与叶芙罗辛娅结为夫妻。两人租住了一套包含厨房、客厅、饭厅和卧室的住宅，生活颇为安定。婚后不久，他们先后迎来了儿子列昂尼德与女儿尤莉娅的诞生。然而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太久，叶芙罗辛娅于1918年因感染伤寒不幸离世。 赫鲁晓夫的第二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哈尔丘克（1900年4月14日—198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边境地区。她的家乡位于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霍尔姆省、后划归波兰的托马绍夫县瓦西里耶夫村。尼娜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母亲继承了几公顷土地，父亲则拥有四分之三公顷耕地。她先后在柳布利诺和霍尔姆接受教育，并在中学阶段掌握了流利纯正的俄语。在经历奥地利侵略及俄国解放波兰领土的动荡时期后，她随全家迁居至敖德萨，并于1919年在那里完成中学学业。尼娜曾积极参与游击队活动，甚至为执行重要的侦察任务而秘密穿越前线。1920年，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年6月响应党组织号召奔赴波兰前线。不久后，她被任命为西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女工部部长，但到当年秋季便离开该岗位，前往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学习。 1921年夏天，尼娜被派往顿巴斯地区，在巴赫姆特市的州委党校讲授西方革命史，同时担任州委清党委员会书记，负责开展俄共（布）党内的清洗工作。1922年，她结识了时年二十二岁的赫鲁晓夫。当时尼娜是尤佐夫卡州党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同时在赫鲁晓夫就读的工人预科班兼任同一科目的教学。两人于1924年结为伴侣，但始终未办理正式的婚姻登记手续。1926年底，尼娜前往莫斯科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学校进修，在政治经济系学习至1927年末。毕业后，她被派往基辅跨地区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1930年夏，尼娜携女儿拉达移居莫斯科，暂住在波克罗夫卡的学院宿舍，随后被分配到电厂党委会工作，负责筹建并领导党校，同时主管厂党委的宣传鼓动部。1935年，因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突出，尼娜获得了由工厂组织颁发的荣誉证书。1938年，她在基辅区党校讲授党史并举办相关讲座，同时在夜校教授英语。抵达莫斯科后，尼娜进入莫斯科灯泡厂，担任厂党委办公室的领导职务。然而，随着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转而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尼娜·彼得罗夫娜相貌平凡，且带有平民色彩的姓氏“库哈尔丘克”（意为厨娘），但她却成为苏联历史上首位频繁出现在官方场合的“第一夫人”。这一变化源于米高扬向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议：“您不妨携全家访问美国。当地人对我们存有颇多误解，甚至以为我们是长着尾巴的四角怪物，况且您的夫人和孩子都擅长英语……”尼娜本人精通英语和法语，但她的优势远不止语言能力，更在于其长期保持的贤妻良母形象。她秉性正直，为人低调，所培养的子孙后代皆才华出众。作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终身伴侣，尼娜·彼得罗夫娜善于统筹安排，具备经济头脑，将人丁日渐兴旺的赫鲁晓夫一家的繁杂家务处理得井然有序。她不仅抚养自己与赫鲁晓夫所生的三个孩子——拉达、谢尔盖和叶莲娜，也悉心照料赫鲁晓夫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子女，同时还时常关照前来投靠赫鲁晓夫的其他亲属。在家庭中，尼娜·彼得罗夫娜很可能对容易冲动的丈夫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与赫鲁晓夫相比，她接受过更系统的教育，政治觉悟也更为敏锐。在日常相处中，尼娜·彼得罗夫娜很可能也为丈夫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与支持。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与家人的正式合影，即赫鲁晓夫的全家福。画面中，时任苏联领导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与他的妻子、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齐聚一堂，展现了其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这张全家福不仅记录了赫鲁晓夫作为政治人物之外的家庭角色，也为外界了解其个人生活提供了直观的影像资料。通过此类家庭合影，人们可以观察到这位历史人物在私人场合中的状态与其公众形象的异同。
毛泽东：①赫鲁晓夫有胆量，这个人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也不好过。（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同我方人员的谈话）②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③你（赫鲁晓夫）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同我方人员的谈话）④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同赫鲁晓夫的谈话）⑤你（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同赫鲁晓夫的谈话）⑥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⑦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⑧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是第一次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列在铁托之前，说他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刘少奇：作为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的苏联，四十三年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苏联已经是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头等强国。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苏联已经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的七年计划。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在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60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欢迎仪式上的讲话）邓小平：①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②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③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④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师哲（苏联问题专家）：①赫鲁晓夫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反而以此做为夸耀的资本。开口闭口常说：我担某地方的第一书记时怎样、怎样。可能他担任某地方单位的第一书记是好样的，并不等于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理也是好样的。②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只凭感情冲动，而又诡计多端行事。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只是触景生情，信口开河。有一时期人们称他为“玉米棒子”，因为他到处宣扬，只要从美国引进玉米良种，在苏联广为种植，不仅可以解决饲料，甚至可以解决部分口粮问题。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轻率、浮躁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越愚昧无知，就越自以为是；越是低微卑下，就越自高自大；越是昏庸，就越想装腔作势；越不学无术，就越想指手画脚地教训他人；越软弱无力，就越想打肿脸充胖子。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一切机会、场合，抓住他的缺点、讲话的漏洞、失态丢丑的举止大做文章，广为散布。人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1964年赫鲁晓夫终于下台了。我不想对赫鲁晓夫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以上仅仅就我同他的接触，以及他的言谈、表现，有感而发而已。④赫鲁晓夫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因而和他打交道要比和原则性强的莫洛托夫容易得多。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混蛋，也曾向毛主席谈过。对我的话，毛主席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师哲回忆录》）李明斌：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搞得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现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中共走向了极“左”。（《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左凤荣、潘正祥：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刊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张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①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②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③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写成“азнако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余才千（传记作家）：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的掘墓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等等，是中国人给他定的调子，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②赫鲁晓夫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冒险。他身上有着农民的憨厚、工人的实干、军人的正直、政治家的雄辩与外交家的狡猾，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他务实，1955年，他上台伊始就摒弃斯大林强硬外交政策，主动与铁托和解，与西方各国进行和平外交，及时撤掉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并携夫人出国访问。他胆大，1955年苏共二十大上向斯大林下手，二十二大上扒了斯大林的坟墓，1962年竞把导弹放在了美国人脚下。他粗鲁，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吵大叫，竞脱下皮鞋敲打桌子。1962年，他参观全苏美术展，竞大骂抽象派绘画是“驴尾巴的涂抹”。他害怕战争。1961年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险些把人类推向毁灭，关键时刻，他克制住自己，顶住军方压力，主动退却，化险为夷。他以无产阶级自居。1959年在美国，他对风靡西方的“康康舞”嗤之以鼻；对充满资产阶级奢侈生活的厨房设计与美国副总统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而在巴黎的路上，65岁的他竞挥舞斧头砍掉挡路的树木，以显示无产阶级领袖的劳动本色。他热衷农业，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巡察全国农庄；并于1954年发动垦荒运动，开垦荒地数千万公顷。他对玉米情有独钟，直到退休还身体力行种植玉米。他固执，从不听别人的意见。以至于1964年，儿子谢尔盖向他汇报勃列日涅夫“倒赫”行动时，他仍然刚愎自用、不予置信。③在乌克兰的12年对赫鲁晓夫的一生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乌克兰作为最高领导人，几乎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不必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那样整天忙于巧妙应付，相互拆台，可以我行我素，发挥自己的才干，形成自己的性格；尽管他在理论修养，总的文化水平方面比不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一些领导人，然而他比斯大林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实际问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的生活状况。在乌克兰独立工作的12年使他更加成熟、果敢、坚定、刚毅、富有勇气。张伟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初期的改革措施，顺应苏联的民心、党心，一定程度上反映苏联国内要求改革的愿望。但不可否认，他为自己上台也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即在改革与守旧的斗争中，玩弄了一些权术。如先抓党权，后抓政权；在中央委员会里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文过饰非，耍两面手法；对其对手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乃至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最后达到集党政大权于一人的目的。这正是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上台的阴暗面。②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走向反面的必然结果。赫鲁晓夫既不是一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改革家。他独揽党政大权于一身之后，开始头脑发胀，利令智昏。他反对个人崇拜，但又搞新的个人崇拜，搞裙带关系。他不遵循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制定政策，轻率决定问题，如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取消国营拖拉机站，攻击自留地、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残余，禁止私人饲养牲畜等，造成了管理的极大混乱，败坏了改革的声誉，逐渐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失去民心。加上在国际共运中的倒行逆施，大党、大国主义的膨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招致世界舆论谴责。所有这些，使他的垮台成为不可避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明问答》）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是斯大林模式的修补者，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革新者。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已使苏联社会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变的框框，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把苏联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触及到苏维埃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制衡问题。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触及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求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自闭于世界市场之外。就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率先开阔了社会主义的视野。关于赫鲁晓夫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党夺权”“现代修正主义总头目”等等的声音，仍时有所闻。仅就这一事实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已写上20世纪的史册，永难磨灭。聂运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赫鲁晓夫执政共11年，从总的情况看，应该说他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和不成功的改革者：他初步认识到苏联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看到的却是表层的问题，看不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加上他在思想上深受着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观念的束缚，因而只能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范围内进行小的修补，丝毫未触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唐师白（复旦大学教授）：赫鲁晓夫时代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是很有勇气的改革家，他对当代新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勇于走出改革的第一步，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周溯源：①赫鲁晓夫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改变了苏联的历史，改变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也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关系。他曾给我们施加过巨大压力，但没有压垮毛泽东，没有压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②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1岁。他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让人笑话。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他好凭主观臆想，少谋武断，强加于人，缺乏政策、策略观点。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陆南泉：①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②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娄永清（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主要针对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弊病进行改革。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粗暴的、形而上学式的否定，由于否定的方法不科学，其结果也未遂人意，不但没有根本改变苏联传统的旧体制，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大林模式的继承。这又成为后来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到“改向”急转弯的潜在隐患。这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虽然试图改革斯大林模式中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然而宛如过眼烟云，终归失败了，最终把自己也立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从赫鲁晓夫时期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形式上法律似乎被重新尊重，但其内容依旧。苏联社会生活形式没有改变，集权的政治经济根本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党的上层少数统治者手里。斯大林继承人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出现了一种循环性的“怪圈”。（《社会主义：20世纪风云与前瞻》）常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杂志社社长）：①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史上，赫鲁晓夫时期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一改往日极端和僵化的思维定式，对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清理，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的改革思想，如实施新的农业政策，掀起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改组工业，支持开展“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试图改变美苏之间的冷战和对峙状态等。②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它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苏联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赫鲁晓夫虽然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总体战略构想，许多决策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赫鲁晓夫是一个勇于否定过去而又不能彻底摈弃历史遗产的人物；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步入苏联最高决策层而又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人物。作为一个有局限性的改革者，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几分盲目性、矛盾性和不彻底性。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虽然外表粗俗，但颇为精明，决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混蛋。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鲁晓夫才毫不手软地批判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苏联政坛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中，处决了贝利亚，废黜了马林科夫，打倒了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冈诺维奇，放逐了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可夫元帅的职务。不过，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又是一个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他的许多重要决定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②赫鲁晓夫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众，喜欢同他们打成一片；复杂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各自善于韬晦的本领，但又不曾消磨掉他的锋芒；他都富于挑战精神，喜欢创新；他都不太掩饰自己的好恶，都喜欢对论敌嬉笑怒骂，出言辛辣；他在原则问题上都不容易向对手做出让步。但赫鲁晓夫虽然在高兴时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诗背上几个小时，但其文化修养不高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在外交上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他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他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李冠乾（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赫鲁晓夫是一个充满神奇、疑问，作为保守和改革界限的人物。他横跨两个时代一只脚迈进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却又陷入了旧时代。他脱胎于旧体制，却首先反对旧体制，他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却又树立起自己的专权；他打开了民主的闸门，却又用坦克履向民主他是一个充满谜的人物。②赫鲁晓夫深深热爱他的祖国，对党忠心耿耿，坚韧不拔，他深深地相信共产主义，相信资本主将很快衰落，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将自己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这个事业和信仰。然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学生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留有旧时代的烙印。同样，赫鲁晓夫未能逃脱无限权力和过分赞扬的腐蚀作用。到执政的后期，他变得愈来愈粗暴，愈来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肯承认他的许多创举的失败，而且是一错再错。改革期间他任命提拔多是察颜观色、唯命是从之辈，他用以取代不称职官员的人往往不比前任强。③赫鲁晓夫厌恶这个官僚机关，但是假如有谁想“触动”这个官僚机关的话，他不惜去用坦克来解决问题。他一边需要文艺意识领域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却强行压制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大骂雕刻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抽象艺术。赫鲁晓夫深受李森科伪科学之害，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却为李森科的伪科学“保驾护航”。说来也怪，“斯大林”成为赫鲁晓夫运用自如的工具。“赫鲁晓夫张驰改革门户，就去谴责斯大林；他要控制改革的进程，便借用斯大林的刹车器”。④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和农民的儿子，他粗俗，理论水平不高，但是他能用广大劳动人民都能懂的笑话去调侃他的对手。他讨厌文牍，他的发言常常是脱离提纲，但是他的发言常常博得满堂喝采。赫鲁晓夫念念不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他仇恨和讨厌官僚主义。他厌恶坐在办公室的座椅上指点江山。他要了解活的工作，通过直观体察，亲自去洞察事物属性，亲自处理一切工作，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⑤赫鲁晓夫经历漫长的道路，最后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业绩威震苏联，其冲击波波及了全世界，以及他的命运至今牵荡人心。这是一位在风云变幻年代里铸造成的苏联领导人，是后天的领导者。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如它所处的年代一样错综复杂。（《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历史地位》）王家福（吉林大学教授）：在当代大千世界，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时而拔地而起，顷刻间又骤然倒下。赫鲁晓夫宛如一一个政治万花筒：头上阴谋家的帽子刚脱，便又戴上了改革家的桂冠；策略家的徽章未送进门庭，蛮干家的门牌就已挂出。他在这个岗位上多年的成就与错误，无疑是对他进行历史评价的最重要依据。作为一名可以与美国对垒的大国的最高领袖，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赫鲁晓夫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勇于开拓的改革家。（《赫鲁晓夫传》序）李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①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改革的失败有某种必然性，其阻力很大，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他本身是斯大林模式的产儿，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这个勇气，但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性格粗暴，作风冒进，也没有培养出一支可靠的干部队伍。但他的改革是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冲击，并为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②赫鲁晓夫勇于冲击斯大林模式，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试图对传统的模式进行某种改革，是应予以肯定的。但他是一个矛盾的改革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问题，发现问题，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改改停停，收收放放，朝令夕改，唯意志论，随意性强，缺乏深思熟虑、全盘规划和系统配套措施。条条变块块，并没有改掉高度集权；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却制造和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喜欢阿谀奉承之徒；好大喜功，形式主义严重，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从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出发，在处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作为斯大林亲信之一的赫鲁晓夫，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着手改革，纠正错误，探索新的办法，调整苏东关系，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社会主义各国平等、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高于勃列日涅夫的地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赫鲁晓夫一直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左凤荣（苏联问题专家）：赫鲁晓夫是来自下层群众的领导者，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给外国资本家做过工，他参加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曾奋战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前线，他幸运地躲过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并在斯大林死后战胜强手，入主克里姆林宫。在他执政期间，他做出过异乎寻常的举动：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起了冲击，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他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向官僚主义和集中管理体制发起冲击，打破了苏联模式天生完美的神话；他努力消融东西方冷战的冰块，为苏联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但是，赫鲁晓夫的思维方式仍是斯大林式的。他理论素养低，办事习惯于从经验出发，急于求成，仍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内绕圈子，致使他的改革成少败多，最后重蹈覆辙、半途而废。他虽然对外谋求缓和，却又不是为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仍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当世界的霸主；他虽然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却又不放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与干涉，致使国际共运出现大分裂；他虽然以给人民幸福为自己的使命，却又常常不顾民意地蛮干。不管怎样，在20世纪众多的政治家中．谁也无法对赫鲁晓夫无动于衷。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动曾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赫鲁晓夫是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的许多改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他毕竟是斯大林培养和教育出来的，同时也深受俄罗斯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改革并未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超阶段发展的思想，认识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不完善之处，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他仍迷信行政高压手段的作用，并没有始终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他仍不顾生产力水平追求一大二公，未能真正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在大权不稳之时，赫鲁晓夫还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及至后来，他所提倡的集体领导仅仅流于形式，实际决策者是他自己。他是通过排除异己，任命只对自己唯命是从、阿谀奉承之人来实现这一点的。周尚文：①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突破口，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当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而且带有赫鲁晓夫浓重的个人色彩。②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和苏联都开始转变的时代。就世界而言，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在苏联国内，自斯大林逝世后，也开始由严格、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文明、开放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这是一股历史的潮流，赫鲁晓夫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他不能不适应这股潮流，否则就会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被历史所抛弃。这种转变的主题和动力就是改革，赫鲁晓夫要适应潮流，他必须进行改革，成为一名改革者。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一词尚未流行，我们可以把他采取的一些举措称为改革。也可以承认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者或改革家。但他在当政期间根本没有把改革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没有把改革上升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也没有把改革当作一项长期的全局的事业加以规划和实施。更谈不上把改革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加以贯彻。因此。他的改革只能是零打碎敲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论成功还是失败，经验还是教训，都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概言之，他只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的改革者。③赫鲁晓夫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又当过矿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这样的出身成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是有利条件。但文化知识的欠缺又是他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体制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一步步升迁，进入斯大林身边的核心领导层。一方面。他那始终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平易近人的实干作风，使他在干部群众中赢得声誉；另一方面，他能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跌打滚爬，得以保全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学会了政坛上那套看风使舵、玩弄权术的习气，自己身上也不免沾有污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常常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政治鼓动和实干，却缺乏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理论修养，因此他缺少一个大国领袖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的素质。杨小梅（沈阳大学教授）：①（后期的）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可以说，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所培植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②赫鲁晓夫当政期间的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小修小补，而这种旧体制在苏联是根深蒂固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目标，许多改革措施未经论证和试验就急速推出，结果造成混乱，导致改革失败。除此之外，诸如他的文化、理论和品质修养不高，对外政策的失误等，都使他远远不足以担当起当时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国际上要面对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国内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这样一个历史重任。闻一：①赫鲁晓夫对美食的饕餮是和他在政治上的大张其口是相一致的。他自认为他这个大国领袖有权凌驾于其他任何国家之上，于是就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指挥，于是就到处发表训人的讲话，昏昏然，飘飘然，有一种永远填不满的政治欲望。赫鲁晓夫确是个来自农村和矿井的穷光蛋，可他偏偏有胆量随意动用克里姆林宫的珍宝，拿来送人。他把这种送礼看成是一种“赏赐”，一个上上大国对四面来贺的小邦的“恩典”。这种政治上的饕餮最终使他走进了执政的死胡同，永远见不了光明，而他对美味的饕餮加强和深化了他在政治上的昏昏然和飘飘然。一盘乌克兰“疙瘩汤”和“红菜汤”就使他自认为是苏联土地上无可替代的领袖；一顿蛇狗的美味就使他自认为可以对中国发号施令；一通美国的黄油、牛奶和肉制品就使他终日叫喊：“种老玉米！”并进而忘乎所以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短期内赶上这个用美味款待了他的资本主义美国。②赫鲁晓夫总是用美食佳酿来制造和渲染盛世，总是用歌舞礼赞来点缀和扩张太平。然而，赫鲁晓夫的盛世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中的，赫鲁晓夫的太平是飞不出那警卫森严的紫红色宫墙的。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是悲剧式的，他治理下的历史进程也充满了悲剧色彩。一个大国领袖的饕餮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他个人的饕餮常常掩盖了民族的穷困，他个人的酒足饭饱常常虚化了人民的拮据。错把克里姆林宫中的欢乐饮宴当成苏联整个土地上的歌舞升平，这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悲剧，也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不幸。③赫鲁晓夫在政治上“豪放”和“不修边幅”：心血来潮，一个接主意接一个主意，一个措施接一个措施，遑论后果。把马林科夫赶下台，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打成“反党集团”，赫鲁晓夫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歌舞升平，自认为开创和生活在一个盛世，自认为是一个盛世的领袖。有了导弹，有了多级火箭，有了人造卫星，有了上了天的宇航员，更重要的是，有了那么多人的赞誉和吹捧，自然就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在这样的盛世里，赫鲁晓夫自然而然把自己称为“宇宙之父”和新一代领袖，歌舞升平、华服盛宴，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乌克兰穷乡僻壤出身的农民。郑异凡：和时代一样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是一个过渡时代；旧的斯大林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取代斯大林模式的新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赫鲁晓夫那不顾一切的莽撞是冲破旧模式所需要的而他的理论以及整个修养的欠缺又使他难以找到合乎苏联具体情况的新道路。他以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突破点首战告捷但下一步怎么走却不甚了了。他揭露斯大林的恶行但看不到体制的弊端。提出集体领导但地位一稳慢慢地又是个人说了算。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个头，却不敢去碰30年代的几个关键性大案。支持“解冻”支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但又围攻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容忍抽象艺术之类的“异端”。同南斯拉夫修好又去镇压波匈的民族民主运动。想结束冷战又不得不投入军备竞赛如此等等。时代是矛盾的赫鲁晓夫个人也是矛盾的。（《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吉润菊：赫鲁晓夫是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性格活泼、动作灵巧的人，和所有的实干家一样，特别能适应环境。他喜欢的一句谚语是：“打架时没有时间选择木棒。”他的知识和才能主要来自生活和实际的积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来自民间的幽默和生动而形象地表达思想的才能使他招人喜欢。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和直率，自然而不做作。他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具有难得的才干。邢莉：赫鲁晓夫和他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但是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几乎将赫鲁晓夫任内的改革全部取消。邢艳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①从赫鲁晓夫生于斯、长于斯的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到卫国战争期间与战友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壕，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会议的现场，到大种玉米运动期间亲临的玉米地，从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部署了苏联导弹的弹丸之地古巴，到柏林危机期间四天之内建起的柏林墙，从世界各国留下的出访身影到个人的家庭生活。这位在苏联政坛活跃了十年的政治家一步步从一个穷困潦倒、备受蒙古人压制、备受沙皇蹂躏的俄国庄稼汉，历经艰难险阻，在战场乃至官场拼搏、厮杀战斗，成为了斯大林逝世后领导苏联进行重建的领跑者，他一生跌宕起伏，创造了政治生命的奇迹。②从出身低贱、地位卑微的放牛娃，到热爱自己工作、凭借其天生的政治嗅觉投身政治运动的青年工人；从没有任何战功的红军战士，到凭借朴素的“阶级本能”参加革命的党的工作者；从落后俄国的一个煤矿的矿长，到工农速成学校的学生；从荣任莫斯科工业学院这所“干部摇篮”的党委书记，到荣耀的党的十四大代表；从懵懵懂懂而又忠心耿耿地拥戴斯大林的党的工人骨干，到凭借斯大林夫人这张“幸运彩票”、《真理报》主编的“慧眼识人”以及卡冈诺维奇的鼎力相助迅速“登项的”圈内人——赫鲁晓夫，火箭般一路窜升，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③那个在孔策沃附近斯大林的别墅里，穿着乌克兰斜领衫跳着乌克兰舞蹈，被人呼来唤去、没有主见的赫鲁晓夫，最后成了第一个站出来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勇士；他先让中苏两国人民高唱着“莫斯科——北京”，而后又把中苏两国引入了大论战；他是公认的反个人崇拜的斗土，后来却被淹没在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中不能自拔——赫鲁晓夫，这个集黑白两色于一身的苏联领导人，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④赫鲁晓夫内心十分清楚，一定要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发挥影响，因此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锐意进取，乐观向上。他信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活动家。由于职务和地位的关系，他总是试图掩饰不由自主流露出的蛊惑性。他有时大发雷霆，吓唬人，为的是等待在接下来的时刻去同别人和解，去恭维别人。他机智、狡猾，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充满活力和激情。而作为理论家或者是充满幻想的捍卫自己观点的演说家，他又缺少听众，是个一言堂的家长式领导人。他很本色，也可以说是有个性，当然他也逢场做戏，或者是做出一些夸张动作自我解嘲。这一切构成了赫鲁晓夫的个性。⑤赫鲁晓夫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望，不论在什么场合，也不论给他怎样装扮。任他变换什么“打扮”——无论是小商人、乡村的牧人，老实人。狡猾的谈判高手，还是受人尊敬的官员、个体劳动者——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他的戏剧表演天赋和角色的道具与各色人等打交道。⑥赫鲁晓夫待人和气，爱家，非常喜欢孩子。其实他也很孤独，道别和问候时亦很动情。他是个好父亲和护卫使者。他平易近人。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在苏联执政初期非常受欢迎。李兴耕（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①赫鲁晓夫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像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用黑白大理石砌成的赫鲁晓夫墓碑那样，无法用一种颜色来描述他的一生。有的学者在对他作评价时侧重这一面，有的侧重另一面。但是我们在研究赫鲁晓夫时必须注意他的二重性及其造成的后果。②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通常是左和右混在一起。他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和“唯意志论”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关于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和“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表现。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就是以这一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为基础的。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表现为右，例如否认当时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鼓吹“三无世界”等。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其消极后果是严重的。③赫鲁晓夫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缺乏真正科学的认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此外，他提出把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做法带有很大主观性和随意性，实际上行不通。后期他大搞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行个人专权，作风粗暴，对外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逐渐失去民心，最后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处境，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刘俊奇：①赫鲁晓夫并非一位真正的改革家和伟大人物。②从劳动阶级和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具有较丰富的阅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但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不高。他富有热情，但又较莽撞。他有开拓精神，但也受且必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赫鲁晓夫可能有的作为。翟法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讲师）：赫鲁晓夫执政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1956年在国内外对斯大林一片颂扬声中，敢于揭开反对个人崇拜的盖子，这有利于各国党解放思想，发挥革命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代表苏共中央纠正肃反扩大化而殃及的错案，坚定地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不失时机地对农业进行改革，开始改变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面貌。在五十年代能认识到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病，立足于改革，是有开创精神的。他执行一种和解性的外交政策。1955年改善苏南关系。1954年访问中国，通过会谈将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同年还改善了与奥地利、印度和埃及的关系。但是，赫鲁晓夫也犯有严重错误，在改革中急于求成，被称为鲁莽的改革者。由于没有经验，以及主观、凭意志办事，又使改革遭到失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否定斯大林的功绩，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引向邪路，产生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在国际事务中仍推行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并制造中苏分裂等。在他执政的后期，又实行新的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给国际共运带来不良的影响。王伟（南京财经大学硕士）：①作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的执政生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他执政了11年，也改革了11年。他给他的国家和世界留下了自相矛盾的深刻印记。他是个十分复杂且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对斯大林模式发起了挑战，然而，却始终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改革也只是在原地打转；他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却办事鲁莽冲动，主观随意。②不可否认的是赫鲁晓夫开启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这种敢于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决心和勇气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理由承认赫鲁晓夫是一名颇具胆识的改革家。只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他无法制定有效的计划和措施，致使改革举步维艰、半途而废、矛盾重重，始终无法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模式，只是在原地打转。无论是推进改革的发展阶段，还是具体的改革实践，他都无法掌控全局，缺乏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分析，往往受到主观主义的影响。在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贸然改革，必然难以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更无法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改革战略和具体措施。很多时候，实践与理论相背离。蹩脚的改革措施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没能实现新的突破，依旧停留在斯大林模式之下。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位能力不足、改革措施过于蹩脚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孙友亮：为了解决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赫鲁晓夫开始逐步调整以往的政策，尤其在苏共二十大后，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向斯大林的旧体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同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这改革是勇猛的，同时也是莽撞的。其改革措施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科学的论证，往往凭个人直觉行事，瞎指挥，一刀切，矫枉过正，脱离实际；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也失之公允，走上偏颇之路；在对外交往中，更是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这一切严重动摇了他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以致最后被废黜。其政治生涯，从升起到坠落，恰似一条历史的抛物线。同其墓碑一样，黑白相间也许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雷丽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从赫鲁晓夫的灵魂深处看他仍是一个“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的成长和受到有限的教育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因此，他的思维甚至是某些变革都不会超出斯大林时代的框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二十大后对斯大林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纠正，他都没有想到会造成苏联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化”的后果。这种后果也加重了苏共党内及各国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和攻击。为表明他仍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立场，他处处表现自己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立场和决心。申文杰（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虽然赫鲁晓夫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是不高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比较深。在他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没有提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且这些认识也带有片面性。（《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研究》）
赫鲁晓夫曾如此评价自己：我并未接受过系统化的教育，文化素养方面存在明显的欠缺。要治理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且情况复杂的国家，理论上需要具备相当于两个学院所传授的广博知识。然而，我的正规教育仅止步于教会小学四年级，随后并未进入中学深造，而是直接迈入了大学门槛，并且最终也未能完成大学学业。这种教育背景的局限，或许部分地导致了我执政时常在政策上出现摇摆，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言行前后缺乏一致性，从而伤害了许多正直的同志，特别是你们中间的一些人。（《赫鲁晓夫回忆录》）曾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卡冈诺维奇，后来被人问及是否后悔举荐赫鲁晓夫时，他这样回应：不，我并不感到后悔。我是亲眼见证他从1925年开始，一步步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的重要领导人的。他确实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当然，他也犯过错误、存在缺点，这一点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位置所要求的“高度”，对他来说实在是过于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人，一旦登上极高的权位，就容易头脑发热、失去清醒的判断。赫鲁晓夫恰恰属于这类人。当他身处最高职位之后，便开始头脑发昏，行事逐渐失去章法，这种状态对他个人、尤其是对党和国家而言都构成了显著的危险，更何况他本人确实在政治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引自《从赫鲁晓夫到普京》）苏联1964年至1982年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则从多个角度评价赫鲁晓夫：①苏联人民从国家取得的各项成就中，看到了共产党、苏维埃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天才领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富有成效的活动及其所体现的列宁主义远见。②赫鲁晓夫本质上并非一个恣意妄为、滥用权力的人。他有时会说一些蠢话，做一些蠢事，但这更多源于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局限性，而非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或性格上的任性，他并不具备那种恶劣的习性。③在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赫鲁晓夫确实存在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情况，这后来也成为他被指责的罪状之一。④六十年代初期，赫鲁晓夫开始频繁介入文化生活领域。这大概与他的家庭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女儿拉达和儿子谢尔盖都在文化领域任职，他们促使赫鲁晓夫更多地接触知识分子。而一些知识分子也乐于接近最高领导人，他们认为，出席展览会或会议的领导人级别越高、数量越多，这些活动的“身价”也就随之提升。赫鲁晓夫常常不预先通知，就突然招呼下属：走，去看看他们画了些什么。当他亲临现场后，总是喜欢大谈文艺理论。在我看来，这也是赫鲁晓夫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意在表明我不仅能领导建筑业和农业，同样也能领导文学艺术事业。⑤赫鲁晓夫并非天生胆识过人之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竟能如此自信地作了那份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也许他自认为，与其他领导人相比，自己的历史多少更为“清白”一些，因此才鼓起了巨大的勇气。有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斯大林的报复心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斯大林在世时，常常拿他开玩笑，把他当作揶揄的对象，甚至进行刻薄的挖苦。同时，斯大林也绝非轻易能被赫鲁晓夫蒙骗的人，赫鲁晓夫的许多不实之处往往被揭穿。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长期积压的怨气，终于在二十大上找到了喷发的出口。《工人莫斯科》中则记载了另一种肯定性的评价：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经受过严峻斗争和党内工作考验的工人阶级代表，是从基层被逐步提拔上来的干部，他是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同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党的工作者中的杰出人物。尼·谢·赫鲁晓夫是在运用斯大林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导下，在近年里与党一同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的优秀领导者。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久加诺夫指出：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斯大林清算个人旧账，并未能真正深刻地谴责那个时代破坏法制的系统性行为。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参与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他对斯大林作出了绝对主观的评价，将那个时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斯大林一人。 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执政）对赫鲁晓夫时代有着多维度的分析：①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模式最黑暗的一个特征——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宣告结束。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旧的“灵魂”，即党的垄断权力，实际上是由少数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掌控的权力结构，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②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他试图强迫原有的体制更有效地运转，但所使用的方法却依然是该体制内部固有的那一套。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变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推动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其出发点是完全正当的。然而，旧有体制本身排斥新事物，甚至进行顽固的抵制。③赫鲁晓夫是一位具有政治良知的领导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率先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勇敢行动。诚然，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理论分析显得不足，主观情感的成分居多。将极权主义问题简单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恶劣性格，这是一种便当且在当时看来有效的策略，却未能深刻揭示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算计也颇为明显：他通过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即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置于被动地位，而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曾是斯大林身边的亲信。尽管存在这些个人动机，但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而言，他这一政治行动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具有重大意义。对制度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苏联社会当时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更暴露出社会缺乏最起码的法制基础。这一批判在道义上沉重打击了极权主义，激发了人们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后来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进程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必须算作是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的历史功劳。③我个人赞同赫鲁晓夫这一大无畏的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表明了支持的立场。但我观察到，党政机关内部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苏联社会的整个运行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至高无上的威信基础之上的。一切都被此所解释和辩护。而如今，这个“基础”突然垮塌了。尽管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要求他们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猛烈冲击，是使苏联社会朝民主化方向迈进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④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与他的人生道路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上看，他属于斯大林培养起来的活动家，其个人良心上也背负着斯大林制度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独特的个性紧密相连。他的改革往往呈现出进一步、退两步的摇摆状态，在这里碰碰，在那里撞撞，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⑤赫鲁晓夫应当被视为改革的先驱者。是他第一个真正推动了苏联的改革进程。这一进程只有沿着民主化的道路发展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在道义和实践中失去了声誉。勃列日涅夫时期试图恢复斯大林式秩序的企图都未能成功。斯大林主义的旧有模式没能完全恢复，这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我发起的改革与赫鲁晓夫当年所做的事情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苏联政治家、赫鲁晓夫的顾问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博士对其有深入而细致的观察：刻意求新与精力充沛，是赫鲁晓夫性格中两个内在的鲜明特点……①赫鲁晓夫不仅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牺牲者，同时也是自身性格弱点的牺牲者。急躁、过于匆忙、容易情绪激动，这些都是他始终无法彻底克服的缺点。②赫鲁晓夫本人也深受斯大林主义之害。这其中各种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神秘莫测的恐惧，也有因无辜者鲜血而产生的心悸；既有对自己参与其中、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数十年来积压在心中、最终像高压锅蒸汽般喷发出来的反抗情绪。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的双手，也并非完全清白，同样沾染了那个时代的鲜血。（《我看赫鲁晓夫》）③赫鲁晓夫天生具备敏锐的政治直觉，有胆量，活动能力极强，但却难以抵挡对他个人颂扬的诱惑。“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位公认的反个人迷信的斗士，其自身的堕落难道不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吗？一些善于钻营、死皮赖脸的人使他陷入了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海洋，而这些人则借此获得了更高的职位、更多的奖赏、金钱和头衔。国家的事态发展越是趋于恶化，那些献媚者和吹鼓手关于“伟大的十年”成就的大合唱，反而叫得愈响亮、愈狂热，这并非偶然现象。④赫鲁晓夫作为领导者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弱点，“穿旧鞋走新路”的评价，早已成为他身后流传的定论。早在他于基辅和后来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人们就察觉他不善于识别和任用干部。他总是比较信赖那些善于逢迎讨好的人，而对那些真正拥护其改革理念、有才干的人则重视不够。因此，他逐渐陷入了像H·波德戈尔内这类人的包围之中，这些人只会看他的脸色行事，唯命是从。而那些善于独立思考、个性鲜明且不轻易受人左右的人才，却很少能得到他的青睐和重用。赫鲁晓夫对他人过于轻信，这也是他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⑤在那个时代，与苏共二十大相关的一切都让我们这一代人热血沸腾。一位政治领导人为了崇高的社会目标，敢于拿自己的个人政治命运乃至生命去冒险，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斯大林死后组成的领导集体中，没有其他人有胆量作出类似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我认为，只有赫鲁晓夫，只有他能够并且敢于作这样的报告，而且表现得如此勇敢，如此慷慨激昂，尽管在许多方面考虑得并不周全。必须具备赫鲁晓夫那种独特的气质——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必须亲身经历过大苦大难，长期担惊受怕、韬光养晦，才会有最终决心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⑥老一代人当然还记得这位性格独特的人物，而年轻一代恐怕连他的肖像都未曾见过。当时他已年过六十，但看上去身体强健，活泼好动，神情通常很愉快，甚至喜欢嘻闹。他有一张宽脸，上面长着两个肉瘤，光秃的大脑袋，翘起的大鼻子，两只十分凸出的耳朵，整体形象很像俄罗斯中部地区的普通农夫。敦实发胖的身体和几乎不停挥舞的长手臂，更加强化了他给人留下的平民化印象。然而，他那双蓝灰色的、虽然不大但却目光犀利的眼睛，不时闪烁出或慈爱、或威严、或愤怒的光芒，唯有这双眼睛才能揭示出，他是一位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识过广阔世面、能够应对巨大政治变局的杰出政治家。（《给赫鲁晓夫的政治肖像添加几笔》） 原苏联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总结道：①赫鲁晓夫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具有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是在政治上迈出的出色一步，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事态发展的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具体实践分手，但并非同斯大林所创立的整个制度彻底决裂。他虽同这个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却在内心深处依然崇拜由这位创造者所构建的宏观世界。这种深刻的矛盾本身无法解决，而他本人并未能完全懂得这个道理。②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式社会主义创造人民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是仅仅朝着这个目标迈步前进。他总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然而有时方法不当，反而离目标更远。他清醒地看到了国家的落后状况，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在寻找能使国家迅速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例如大规模推广种植玉米、开垦荒地、搞农业化学化等等。他是一个出身草根、充满幻想且本质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表现得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家，常常雷厉风行又变幻莫测，态度时而粗暴蛮横，时而又善于领悟、机智过人。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面、难以简单定义的人。③赫鲁晓夫首先像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他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和好处，有时也造成混乱和危害。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带有鲜明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欲的爱幻想者，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他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般天真。他是个勤奋的劳动者和浪漫的幻想家，有时却又显得极度愚蠢而自负。他是个永不停止的实验家。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不拘小节，机敏，悟性高，特点不一而足。本质上，他是个渴望创造的改革者，但也是非理性时代思潮的牺牲品。当然，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乐器吹奏出的“阶级斗争”主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他同时也喜爱“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复调音乐。④他确实是一个大老粗，一个爱幻想和心地基本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行动雷厉风行且政策变化莫测，态度可能粗暴蛮不讲理，却又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⑤如果谈起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他的形象和遗产始终是绕不开的复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