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季延宗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间，记者对季承进行了专访。季承在访谈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季羡林先生将全部财产捐赠给北京大学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该项捐赠行为应属无效。我们全家，包括我的子女在内，都认为这些财产本质上属于季家所有。我们并非反对捐赠这一行为本身，但捐赠过程必须合乎法律规范与合理程序。即便未来我们通过法律途径将这些财产收回，对于财产后续的处理，我们仍然会考虑捐赠这一方向。季承进一步说明，在当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司法解决，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然而，在正式启动法律程序之前，我们仍希望与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进行理性、坦诚的接触与沟通。从法律层面看，除了诉讼之外，调解也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能途径。目前，季先生的工资收入、银行存款、家中钥匙以及各类收藏品等均处于北京大学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在季承看来是极不合理的。此外，季先生住院期间的部分医疗费用仍需自付，其日常开支、护理费用等也由家庭自行承担，因此，我们要求将季先生的工资与存款交还家属管理，这应当是既合理又合法的诉求。 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自幼却很少得到父亲的亲自教导，父子之间的关系长期较为疏远，甚至一度被父亲“赶出家门”。当他公开质疑季羡林书画捐赠的合法性时，外界有人将其动机解读为对遗产的觊觎。季承曾亲自为父亲季羡林喂饭，而在面对公众时，他却常常以“季先生”称呼父亲，这不仅是形式上的距离，也折射出内心难以化解的情感隔阂。季承坦言，尽管父子关系“表面上维持着和睦”，但确实存在“不和谐”之处。这种隔阂一方面源于童年时期长期的分离导致的陌生感，另一方面也与父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并不美满的婚姻状况有关。 季承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九四六年，当时他刚满十一岁。他是从广播中得知父亲即将回国的消息。事实上，季承出生尚不足三个月，父亲便远赴德国留学。在之后的十一年里，他与母亲、祖母只知道季羡林在德国求学，此后音讯全无，又因身处“二战”中心区域，生死未卜。过去仅能在照片中看到的父亲突然出现在眼前，对于十一岁的季承而言，难免感到不适应，他对这位留学归来的父亲感到“十分陌生”。父亲给他和姐姐带了礼物——每人一支钢笔，在当时这属于稀罕物件，被称为“金笔”，这让他觉得“很新奇”。然而，季承还未来得及与父亲熟悉起来，季羡林便返回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济南的家中。 一九五二年，季承来到北京，进入俄文专修学校（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此后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才逐渐增多。但时年十七岁的季承并未与父亲同住，而是选择住校。正值内心情感萌动的年纪，他很少向父亲吐露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而季羡林也疏于对儿子给予足够的指导与关怀。工作之后，父子二人的单位同位于中关村地区，见面次数虽有所增加，却并未使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变得亲近。“与父亲真正熟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季承这样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季承的母亲和祖母迁居北京。在季承的记忆里，这段时期是他的家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时常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也是在这一年及次年，季承相继迎来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然而，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季羡林遭到批斗并被关进“牛棚”。季承不敢前去探望，父子关系再度蒙上疏离的阴影。 一九九五年，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外界有传言称，破裂原因是季承与保姆之间存在暧昧关系，令季老无法容忍。但季承解释，矛盾源于其他因素，而非与保姆的关系。季承表示，从一九九五年起，他与父亲曾断绝往来一段时间；冷静之后，双方都有意愿化解分歧。在二零零二年季老入住三零一医院之前，他想见父亲并无太大阻碍。但二零零二年之后，当他再次试图探望父亲时，确实受到了“某些人”的阻挠。不过，季承不愿具体说明其中的细节。 在公众舆论中，季承常被描绘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因受外力阻挠，长达十三年未能见到父亲。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网络舆论批评的焦点。但在季承自己看来，所谓“十三年父子未见”的说法，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般夸张。季承指出，在这件事上，阻挠他们父子相见的只是“某些人”。这些人或许与北京大学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能代表北京大学整体。只能说，北京大学在此事上负有一定责任。“总体而言，北大对季老的照顾是相当周到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季老本人委托北京大学将季承拒之门外。北京大学相关人士曾表示，无论住院前后，季老对于见谁或不见谁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关于十三年未见另有隐情的说法，二零零三年三月，季羡林曾亲笔致信当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明确表示不愿见到季承。信中写道：“季延宗（季承）此次来三零一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季承手中持有这封信的复印件。但他认为，相关方面的工作应当是促成和解，而非简单地将信转交给他便不再过问。而且，季承并不相信这完全代表了季老的真实意愿。“这封信是如何产生的，背后还有故事。”季承如是说。 面对外界关于“季承的动力是想要回季老的财产”的质疑，季承回应道：“这不能称之为动力，我们的初衷在于，季先生的捐赠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捐赠是无效的。我们全家，包括我的子女，都认为这些财产属于季家。我们并不反对捐赠，但捐赠必须合理合法。即便未来我们通过法律途径收回财产，对于财产的后续处置，捐赠仍然是可能的方向之一。”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七十三岁的季承前往北京三零一医院，探望九十八岁高龄的父亲季羡林。这对因故分离十三载的白发父子，终于久别重逢，激动得潸然泪下。在三零一医院的病房里，一见到父亲，季承便跪倒在地，泪湿衣襟。相隔十三年，两位均已步入耄耋之年的父子终于再次相认、相见，场景令人感慨万千。季承说，见到父亲后，过往的种种往事清晰浮现，父子之间的种种矛盾，也在相见的喜悦中逐渐消融。 二零一零年八月，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就设立季羡林奖金一事致北大领导人的一封信》。文中提出了关于处理季老遗产的具体方案。二零零九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后，其财产归属问题引发广泛争议。季老的独子季承、“关门弟子”钱文忠、前秘书李玉洁以及李氏的干女儿王如相继现身，就财产去向争执不休。此事更因季老故居被盗案而被推向舆论风口浪尖，警方当时为案件定性也颇费周折——究竟是盗窃案还是遗产争夺战？时隔一年有余，因著作《我和父亲季羡林》而备受关注的季承，再次将这场未平的风波公之于众，引发社会热议。 季承在文章中初步提出了设立“季羡林奖金”的构想，并希望这一设想能够“佐证”他追讨由北京大学保管的季先生文物的初衷——“我们并非为了金钱，而是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季承坦言，关于该奖学金的设想尚属初步阶段，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奖金的基金数额也被暂定为“X亿元”。此前，对于季老身后财产总额一直未有明确统计。关于基金来源，季承表示，主要将来自季羡林遗留的文物、个人及相关机构的捐献。其中，仅文物部分估值至少为一亿元人民币，至于具体将多少金额纳入基金，则需由季羡林遗产继承人协商确定。季承计划，该奖学金每年发放总额在三百万元至五百万元之间。每个单项奖金数额为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每年共设十项，平均分布于国内外东方学、中国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作品、散文杂文等五个领域。基金管理则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国学院、临清市人民政府及季羡林遗产继承人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原则上前三家单位每年轮流主持”。“基金将委托可靠的运作机构进行管理，以确保基金安全并获得稳定收益。”尽管基金来源尚未最终确定，季承已详细设想了具体的评奖流程与标准，并提出了一个实现期限——“我希望这一设想，能在季羡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得以实现。” 与方案一同公布于网络的还有一封《就设立季羡林奖金致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公开信》。季承在信中明确表态：“季先生逝世已一年有余，但至今你们仍未归还其文物。”他在博客中多次督促北京大学。“这是我处理父亲季羡林先生遗产的一个方案。为实现此方案，希望北大能将季先生委托其保管的文物尽快交还。为此事，我已交涉很长时间，但直至现在，北大领导人未曾给予任何答复。”记者了解到，季羡林的大部分物品确实由北京大学保管。“北大此前曾向我和我父亲表示，只要他明确提出应交还的物品，都会予以交还。”但经过一年的交涉，事情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季承也曾明确表示：“继承人并非仅我一人，还包括我姐姐的儿子，这一点无需回避。”此前，季承曾公开声称父亲的遗产全部归其所有。而李玉洁则称，季老立有遗嘱表明将财产全部捐赠给北京大学。 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京大学之间因季羡林遗产产生的纠纷终于进入诉讼程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已就季承起诉北京大学一案正式立案。季承在起诉书中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由被告清点保管的季羡林文物、字画共计五百七十七件”。季羡林之子诉北京大学一案未当庭宣判，季承表示对胜诉有信心。 因对季羡林先生生前保存的书籍、字画等物品是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六百四十九件。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持续至下午三时，焦点主要集中在“赠与协议是否有效”等三大问题上，法院未当庭宣判。庭审结束后，季承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对胜诉充满信心。 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遗产继承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开庭。季承指出，其父季羡林在捐赠这些物品时并未充分考虑其他遗产继承人的权利，一审判决也忽略了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即所有权人的身份，仅将其视为“书面遗嘱受托人”。此外，季承认为，季羡林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法律关系仅为“字画藏品暂存关系”，而一审法院却将字画认定为“具有扶贫、救灾等公益性质”因而不能将原物返还所有权人的赠品，这属于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