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金素梅在中国台湾省苗栗县泰安乡出生。由于天生拥有一副出色的嗓音，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她最终选择进入台中青年高中的影视科就读。青年高中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其学费相对较为昂贵；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当时年仅十七岁的高金素梅便背起吉他，由姐姐骑着摩托车载送，前往当地的多家西餐厅进行驻唱表演，以此赚取学费与生活费。这段早期的经历不仅磨练了她的演唱技巧，也为她日后进入演艺界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在十八岁的青春年华，高金素梅参加了由中国台湾女主持人张小燕所主持的华视节目《大精彩》，她凭借清秀出众的外形与甜美动人的笑容，成功获得了知名制作人郭建宏的赏识，并由此正式出道，步入了璀璨的歌坛。在接连出版了《金素梅》与《背叛风情》两张个人音乐专辑之后，高金素梅开始涉足影视领域，她在电视剧《婉君》中饰演了丫鬟嫣红一角，这个角色令她在中国大陆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早期最为人熟知的形象。随后，在1989年播出的中国台湾华视重磅大戏《不了情》中，高金素梅与演员何家劲分别担纲男女主角，该剧不仅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也使得高金素梅获得了八点档电视剧“一姐”的称号，人气迅速攀升。经过《挑夫》、《不了情》、《婉君》以及《三朵花》这四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的扎实历练后，她的演技日益纯熟。1990年，从未接触过中国台湾乡土剧类型的高金素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她接下了八点档电视剧《爱》的女主角，这部剧集最终创下了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惊人收视率，标志着高金素梅开始了其第一次演艺事业高峰的攀登。彼时，她与俞小凡、刘雪华一同被观众并称为琼瑶剧中的“三朵花”，风光无限。到了1993年，高金素梅在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喜宴》中贡献了极为出色的表演，这一表现赢得了业界与观众极高的评价与赞誉。然而，同样是在1993年，正当高金素梅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步入顶峰之际，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离开娱乐圈，因为她内心始终认为演员并非自己真正向往的职业。最终，作品《喜宴》为高金素梅这段辉煌的演艺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而美好的句号。
在这段用于休整与沉淀的时光里，高金素梅逐渐减少了台前的演艺活动，转而与几位挚友一同，在台北市的繁华核心区域合资经营了一家名为“梅林新娘会馆”的婚纱店。她期望在演艺事业之外，能够逐步开拓并建立起一份全新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个人事业。然而，199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9·21”大地震袭击了中国台湾地区，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中国台湾中南部，恰恰是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世代聚居的区域，同时也是高金素梅深深眷恋的故乡。目睹家乡同胞遭受的苦难与困境，高金素梅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触动。这场灾难促使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毅然决定全身心投入到关注并改善少数民族群体生存环境、以及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与社会地位的长远事业之中。
在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总统大选”期间，高金素梅公开表达了对宋楚瑜的支持，并于同年4月正式加入亲民党。到了2001年8月29日上午，高金素梅赤着双脚、身穿传统的泰雅族服饰，在中国台湾南投县和平乡数十位乡亲父老的热烈簇拥下，正式宣布将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2001年12月选举结果揭晓，她成功获得了超过八千张选票，并以原住民“立委”第三名的优异表现正式踏入政坛，成为中国台湾地区五十年来首位女性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2003年10月，高金素梅关注到南投县多个原住民部落面临严重的缺水困境，因此积极督促“行政院”对此进行核查并参考《改善原住民部落饮水设施四年实施计划》。2004年2月29日，民进党当局为推动所谓“加入联合国”举行了首场“入联公投”辩论，高金素梅作为反对方代表出席，公开呼吁民众拒绝领取“公投票”。同年9月，她发起并着手筹备无党团结联盟。2004年10月31日，高金素梅亲自到场声援在“立法院”前静坐抗议、反对6108亿军购案的大学教授们。2004年12月，她成功当选第六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以第二高票的佳绩连任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2005年秋季，高金素梅通过考试被中央民族大学本科人类学系录取。同年，她还积极推动“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进程。2006年9月，高金素梅赴广东参加了中华魂“海峡两岸万人签名、百家寄语祝愿祖国早日统一”系列活动。200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由高金素梅率领的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2009年年底，高金素梅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展览活动。2010年10月21日上午，高金素梅公开宣布，将于11月4日以“内政委员会”巡视海巡署业务的名义，搭乘舰艇前往钓鱼岛海域巡视，她称钓鱼岛为“中华民国的领土”。2011年，高金素梅借参加大学毕业典礼之机，专程前往四川，向她长期助养的二十名单亲贫困羌族学生发放助学金，她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自然灾害与少数民族》。2013年12月，高金素梅受邀做客湖北卫视的《名人堂》栏目，与主持人彬彬、中国台湾知名心理专家柏承刚、主持人大策以及学者蒲寅共同畅谈了自己“艺高人胆大”的丰富人生经历。2015年，她致力于推动“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的完善。2016年，她又着力推动“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补偿条例”的制定。2016年1月初，高金素梅第五次参加“立委”选举，在十名山地少数民族候选人中，她首次以第一高票的绝对优势当选。2016年1月26日，高金素梅宣布将加入台立法机构亲民党团的运作。同年6月14日，她在台立法机构对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林全提出质询，严厉批评其此前所谓“有些慰安妇是自愿的”荒谬言论。2018年5月12日，高金素梅与她助养的二十个孩子在北川新县城重逢团聚。2019年6月28日，身为中国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荣誉顾问的高金素梅，率领中国台湾民意代表和少数民族参访团访问北京，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了高金素梅一行。2021年5月27日下午，高金素梅在脸书平台发文质问“是谁挟持了人民生命”。2022年5月9日，她再次在脸书表示，编列给中国台湾卫生福利主管部门用于防治疫情的“特别预算”高达1465亿，截至2022年3月31日已支出1171亿。从强化医疗量能、提高筛检量能到人力动员，每一项都耗费了大量预算，然而疫情高峰尚未到来，医疗体系却已呈现紧绷状态。2023年1月8日，高金素梅前往吊唁杨登魁。2023年2月20日，她发文痛批台军采购美制“火山布雷系统”的决定。2023年3月7日，高金素梅又在脸书发文表示，将提出禁止“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军购案的临时提案，旨在传达民众期待和平的普遍愿望。2023年8月23日晚，高金素梅举办了“高金素梅在线演唱会”，引发了广大歌迷与影迷的集体致敬与回忆。2024年3月，台立法机构进行召委选举，高金素梅在本会期继续加入国民党团运作，并在国民党团及中国台湾民众党的共同支持下，成功当选内政委员会召委。2024年3月27日，高金素梅在“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就歌仔剧《1624》的相关议题质询“文化部长”史哲。同年，她还推动了“姓名条例”的修订工作。同年，她也接受了《问答神州》的采访。2025年5月28日，台立法机构内政事务委员会处理台当局2025年总预算案中有关行政部门的预算解冻案时，高金素梅在质询中痛批台行政机构秘书长龚明鑫早前所谓“台美合作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言论，直指龚明鑫“没骨气”，此事随即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高金素梅女士的家庭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她的父亲祖籍在安徽省，早年作为一名外省籍的退役军人渡海赴台。她的母亲则来自中国台湾的少数民族泰雅族，这使得高金素梅身上融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血脉。在家庭中，她共有四位兄弟姊妹，本人排行第三。她的兄长名为金复新，曾在地方政坛服务，担任过台中县和平乡民代表会的副主席一职。这一家庭构成，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台湾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结构与族群交融情况。
一九八五年，高金素梅曾与被誉为中国台湾“音乐鬼才”的郑进一展开一段备受瞩目的恋情，当时外界多以“才子佳人、美女野兽”来形容这段关系，甚至一度传出郑进一为情所困、为高金素梅割腕的消息。至一九八八年，高金素梅又与富商黄冠博传出感情纠葛，两人曾在台北县汐止共同经营一家餐厅，后因黄冠博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最终导致分手收场。一九八九年，高金素梅与中国台湾歌坛颇具浪子形象的高明骏牵手相恋，这段金童玉女般的组合一度令人称羡，然而由于高明骏不羁的个性，交往三年后恋情仍告终结。一九九二年，高金素梅因拍摄戏剧与香港演员何家劲相识并相恋，两人感情发展得轰轰烈烈，可惜仅交往一年便宣告分手。分手之后，双方历经五年时间才逐渐打破尴尬局面，重新开始通电话联系。又过了三年，高金素梅确诊肝癌，何家劲得知后特地前往探视，至此两人才在分手八年之后首次见面。此后，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络，甚至曾彼此约定若到六十岁时仍皆单身，便一同共度余生。二零零九年初，两人于香港再度重逢，当被问及此事时，高金素梅态度淡然，表示“就像跟好朋友见面一样”；何家劲则感慨道，“原来快乐可以如此简单，十年后的一个拥抱就已足够。”何家劲见到高金素梅后，最为欣慰的是她精神状态良好，并提到“她曾从鬼门关前走过（指罹患肝癌的经历），如今开心健康最重要。”何家劲认为，这段关系恰恰说明男女朋友分手后，依然可以成为彼此关怀的挚友。二零零一年，高金素梅与唱片制作人戴维雄传出绯闻，有消息指她介入戴维雄的婚姻，并曾为其怀孕，两人更被曝在阳明山共建爱巢。二零零二年，高金素梅又与已婚的“立委”同事郑志龙过往甚密，关系暧昧，不久后郑志龙便结束了原有婚姻。二零零六年，已婚的李鸿源在担任台北县副县长期间，被中国台湾《壹周刊》拍到与高金素梅同游北京，尽管双方否认相恋，却持续被媒体捕捉到一同出游的画面。二零零九年，《壹周刊》再度披露李鸿源于上班时间与高金素梅一同打网球，事件曝光后，李鸿源随即请辞副县长职务。此外，《壹周刊》也曾报道李鸿源的妻子李慧馨常在深夜前往高金素梅住处“唤夫”，不过相关当事人均予以否认。面对外界关于分手的传闻，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就任台当局“工程会主委”的李鸿源坦承自己与高金素梅已许久未联系，而当中国台湾媒体向李鸿源的弟弟、国民党籍“立委”李鸿钧求证时，李鸿钧则表示希望公众将注意力放在李鸿源的专业表现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据中国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陆作家许知远曾与中国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传出“姐弟恋”风波，传闻两人已分手一年多。许知远在接受访问时低调回避相关问题，仅回应“这是私事”，未作进一步说明。
一九九八年，演员高金素梅在筹备重返演艺圈时，选择了电视剧《哑巴与新娘》作为其复出的重要作品。然而，就在该剧即将开拍的关键时刻，她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肝癌，这一诊断结果无疑为她的事业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疾病的挑战，高金素梅于一九九九年接受了肝癌肿瘤切除手术，并在术后积极投身公益，担任起癌症病患关怀大使的角色，以自身经历鼓励其他患者。值得庆幸的是，她的病灶在癌症初期便被发现，得益于及时的手术治疗与家人精心的照料，高金素梅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最终实现了康复。时光流转至二零二零年，身为无党籍“立委”的高金素梅再次向公众透露，她在二零一九年一月初发现肺部出现了一些异常状况。在随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尝试了干细胞疗法进行调理与治疗，直至两周前的检查后，医疗团队经过评估决定通过手术方式将病灶摘除。此次手术后，她预计需要大约一个月的休养时间以恢复健康。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台中县和平乡谷关，一位退伍军人金德魁的家庭迎来了新的成员。他的泰雅族妻子高山妹诞下一名女婴，夫妇二人为爱女取名为“素梅”，其中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希望她能够“素颜如画，梅香处处”，拥有清雅的气质与芬芳远播的生命力。这名女孩亦拥有她的泰雅族名字：吉娃斯·阿丽。时光流转，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金素梅在姓名中加上了母亲的姓氏“高”，从此以“高金素梅”之称谓为公众所熟知。这一姓氏的变更，并非源于婚姻或家庭关系的寻常变动，而是承载着更深层的意愿与使命：她旨在以此身份，更为坚定地为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发声，代表他们的权益与诉求在公共领域进行呼吁与争取。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傍晚，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正式启幕前举行的文艺表演环节中，由高金素梅所带领的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歌舞团体获邀登台，他们以领唱《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形式参与了此次演出，整个表演过程持续了三分二十秒。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表演团体在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所进行的唯一一场公开演出。时隔不到一年，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当天，高金素梅再次率领台湾原住民文化团队前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金山镇的板房安置区，他们以岛内少数民族特有的“除丧”传统仪式，为汶川地震灾区的民众进行了深情的祈福活动。随后在二零一零年，继北京奥运会的表演之后，高金素梅又一次带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文艺团体奔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现场进行演出，并在舞台上献唱了中国台湾民歌《分享庆丰收》。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中国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其中也包括曾多次勇闯日本靖国神社抗议的现任中国台湾无党团结联盟“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此后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五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于厦门隆重举行，来自两岸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一百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作为论坛的特邀嘉宾，来自中国台湾的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在主题发言环节发表了致辞，并在会后接受了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恰逢高金素梅的生日，台湾地区发生了一场规模达七点六级的地震。透过电视画面，看到受灾的原住民同胞家园损毁、流离失所的景象，身为原住民后代的高金素梅深受触动，随即与救援队伍一同投身于紧急的灾后重建工作之中。这次亲历灾区的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原住民族群所面临的困境与需求，从而坚定了要为族人发声、争取合法权益的决心。至二零零六年，高金素梅已担任财团法人金素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同时兼任原住民亲善大使、消防大使，并长期担任肝炎防治基金会的终身义工，持续在社会公益领域贡献力量。二零零八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四川省台办的协助下，高金素梅特别选定二十名来自北川灾区的羌族学童作为长期资助对象，郑重承诺将支持他们直至完成大学学业。此后，她每年都会定期前往四川探访这些孩子，截至二零一二年，已累计捐赠助养金超过三十四万元人民币，资助范围涵盖学费与日常生活补贴。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高金素梅在台北举行的捐赠仪式上，再次为二十名北川孩子捐赠了当学年度助养金共计六万八千元人民币。同年，在六家台湾地区赞助单位的支持下，她首次组织这二十名孩子赴台湾进行参观交流，帮助孩子们实现了亲眼看看宝岛的心愿。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孩子们游览了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参观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阿里山邹族文化村，并到访了木栅动物园。每位孩子都为高金素梅准备了亲手制作的羌族特色小礼物，以表达感激之情；高金素梅也感动地感谢孩子们带给她的温暖与爱意，她表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正如一座彩虹桥，期盼能借此增进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情感联结。二零一六年七月，高金素梅再次前往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亲自向她资助的二十名北川贫困学生发放了该年度资助金七万七千元。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至十日，身为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的高金素梅又一次来到四川绵阳市北川县，为她助养的“五·一二”地震灾区羌族贫困学生发放二零一七年度助养金，并与孩子们共度温馨的团聚时光，分享彼此的成长与喜悦。
一九九九年，中国台湾地区遭遇了严重的九·二一台东地震。当高金素梅通过电视新闻目睹泰雅人聚居区域受灾的惨状后，她立即与众多志愿者一同行动，向受灾的“原住民”部落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由于自幼并未在部落环境中成长，高金素梅此前对于部落实际的生活状况与面临的贫困落后问题缺乏深切的认识。直到她亲身踏入部落，亲眼见到那里的景象，才真正感受到内心的震撼与痛楚。这次经历促使她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恢复自己的母系族群身份，并毅然投身政治领域，立志成为约九万泰雅族同胞的代言人与权益捍卫者，为他们发声，争取应有的尊重与福祉。
高金素梅曾与几位友人共同经营一家婚纱店，这间店铺承载着她们对美好事业的憧憬。然而在199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焚毁了这家婚纱店，火势蔓延迅猛，最终导致六人不幸丧生，这场灾难也将高金素梅拖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低谷期。她是最早察觉火情的人之一：“那天早晨八九点左右，员工们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我突然发现起火时，整个仓库已经陷入一片火海。想到店里还有许多同事，我急忙冲上楼呼喊大家逃生，随后便听到剧烈的爆炸声，等我再次恢复意识，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火灾过后，高金素梅毅然承担起所有责任，她勇敢地直面遇难者家属，拿出自己积攒的两千万新台币存款全力处理善后事宜。尽管过程艰难，她最终获得了罹难者家属的谅解。谈及这段经历，高金素梅感慨道：“这件事让我见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辉，许多员工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让我看到人性中较为现实的一面，当需要共同承担责任时，有些人却选择了离开。”当她终于从这场人生巨大打击中逐渐走出来时，她的担当与勇气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良好的声誉。火灾事件后，高金素梅暂时回到家乡休养，然而消防车鸣笛的声音总会引起她内心的恐惧，甚至在电视上看到火灾画面也会勾起痛苦的回忆。一年过去了，她的情绪仍未完全平复，体重更是从原来的四十五公斤急剧下降到三十五公斤。就在此时，她的经纪人专程来到台中探望，并鼓励她重新接拍戏剧。高金素梅最终选择了参演连续剧《哑巴与新娘》，但仅仅拍摄了五集之后，她便被诊断出患有肝癌。回忆起那段日子，高金素梅说：“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活下去。”经过长达五年的顽强抗争与治疗，高金素梅最终战胜病魔，恢复了健康。
二零零二年八月，高金素梅在一位友人处见到一张照片，画面中日本军人正手持武士刀砍下泰雅族祖先的头颅，那一刻她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与此同时，高金素梅也感到深深的诧异与困惑——尽管自己身为泰雅族人，却对这段本族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书籍文献从未记载过这些往事，因此当她直面这张照片时，便强烈地生出了追寻这段被湮没历史的决心。为此，高金素梅广泛拜访了众多学者与专家，在逐步深入了解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她的情绪从悲痛转为日益强烈的愤慨。“一八九五年，日本将中国台湾变为其殖民地，当时中国台湾‘原住民族’的抵抗最为激烈。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日本殖民者对中国台湾‘原住民族’发动了超过一百六十场战役，更对‘原住民族’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其惨烈程度堪比南京大屠杀。我们有许多英勇的族人因不愿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丧生于敌人的枪炮之下。当时，日本各个军团中都配有随军摄影师，他们拍摄这些照片本是为了记录所谓‘战功’，然而如今这些影像却成为无可辩驳的罪证。”高金素梅系统收集这些史料，并将相关照片送回部落，使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在族人面前。“当年，我们有近两万多人被强征前往南洋作战，这些人被编组成‘高砂义勇队’，成为日本天皇的战争炮灰，死后他们的灵位竟被擅自安置于靖国神社。”二零零二年八月，高金素梅与部分“高砂义勇队”的后裔一同前往日本，要求靖国神社归还祖灵，但遭到日方拒绝。于是，二零零三年三月，高金素梅正式向日本提出三项控诉：“第一，强烈要求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第二，要求靖国神社将我们的祖灵归还；第三，我们象征性地索要一万日元的精神赔偿。之所以提出如此微薄的金额，是因为许多人误解我们提起诉讼是为了金钱，但实际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经济补偿，而是尊严与公义。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此案将在日本进行最终宣判。”为争取迎回祖先灵位，自二零零二年起至二零零六年六月，高金素梅先后七次赴日。其中二零零六年六月的那次行动声势最为浩大，约有五十多位“原住民”后代一同前往靖国神社。“我们身着传统民族服装，但尚未抵达神社，就被七十多名日本警察拦截。当时靖国神社门前还聚集了许多右翼势力与激进分子，警察将我们阻挡在道路中央，甚至粗暴地不允许我们下车，整个过程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事实上，靖国神社此前已同意我们的请求，允许我们在神社前的广场进行文化诉求。当时我下车与日本警方据理力争，严正指出他们应当驱散那些激进分子，而非将我们阻拦在外，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讨回公道。”自二零零三年起，作为中国台湾泰雅人的高金素梅便持续带领族人跨越海洋，前往日本、纽约联合国总部等地，发起抗议日本靖国神社不当合祀“高砂义勇队”（即二战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强征赴东南亚作战的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牺牲者的“还我祖灵”运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高金素梅率领约五十人的“还我祖灵队”首次成功突破限制，进入靖国神社正殿前的大型广场，要求靖国神社归还祖灵并作出谢罪与赔偿。高金素梅与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正殿前高唱“安魂曲”，并强烈要求靖国神社将祖先姓名从合祀名录中移除，同时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历史、正式谢罪并进行赔偿。此番行动最终以高金素梅一方胜诉告终，祖灵得以迎回，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被禁止再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期间，高金素梅曾接到大量恐吓信与威胁电话，但她毫无畏惧：“如果我为争取民族尊严而牺牲在日本，那也是值得的，因为没有行动就永远无法赢得尊严。”高金素梅也坦承，“尽管我早已预料判决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我仍要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我不做，历史真相就可能被永久掩埋。纵然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甚至是一个不愿认错的国家，但我相信，只要一次又一次地前行，就能一点一滴地找回尊严，揭开历史真相。”回到中国台湾后，高金素梅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一部分人视她为英雄；另一部分人则对她责骂与阻挠。高金素梅表示：“这些阻挠的声音反而更加激励我继续前行，因为这些人曾接受皇民化教育，某种程度上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我更迫切地希望揭示历史真相。”尽管前路看似渺茫，但高金素梅深信，一群怀有坚定决心的人能够推动历史的改变。她将自己的全部情感与关爱都奉献给了族人以及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毕竟，我的生命得来不易，更应以此回馈赋予我生命意义的人们与土地。”
二零零四年七月，受台风“蒲公英”的持续侵袭，中国台湾省南投、桃园等多个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水灾与泥石流灾害，该次灾害最终导致至少二十一人不幸遇难，另有九人下落不明。灾害发生数日后，中国台湾地区当时的负责人吕秀莲前往灾区进行视察，在面对受灾民众时，她竟将灾害成因归咎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垦殖活动，声称是滥垦滥伐导致了水土流失与洪水暴发，甚至提出可以考虑将少数民族迁移至中南美洲进行开垦。这番言论迅速激起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社群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各界纷纷要求吕秀莲为其不当言论向受灾民众公开道歉。然而，吕秀莲并未接受这些要求，坚持拒绝道歉。同年七月六日，在代表高金素梅的带领下，大批义愤填膺的原住民群众走上街头，以静坐绝食的方式进行和平抗争，表达他们对这番歧视性言论的严正抗议与对公正对待的诉求。
2026年2月10日清晨，据多家媒体报道，台湾地区无党籍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位于台北阳明山的住所突然遭到检调人员的搜查，这一消息随后得到了台北地方检察署的公开证实。根据进一步披露的细节，当天上午9时30分左右，检调系统共出动了两辆公务车辆，搭载六名相关人员，抵达了高金素梅在台立法机构青岛二馆内设置的办公室，并依法执行搜查程序。截至目前，相关的搜查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具体案情及调查方向尚待检调单位后续说明。
中国台湾原住民的杰出后裔，中华民族中充满骨气的热血儿女，骨肉同胞里令人敬佩的女性楷模，一位有血性、有担当、有气节的中国台湾女性。身为泰雅族一员的高金素梅，拥有清秀端庄的五官和温柔甜美的嗓音，其个人魅力极具感染力，然而在她看似柔婉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一颗坚毅果敢、不输男儿的赤诚之心。在其演艺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她毅然选择息影，转而投资经营婚纱店，却遭遇无情大火，导致心血毁于一旦，倾家荡产，更不幸夺去了六位无辜员工的生命。这场灾难曾使高金素梅遭受近乎崩溃的沉重打击，但她最终坚强面对，在倾尽所有对逝者家属进行充分赔偿之后，才逐步走出生命的阴霾，重新站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