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拥有一个备受推崇的“四大导演”群体,他们分别是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以及梅阡。夏淳在北京人艺度过了长达四十年的艺术生涯,在此期间他执导的剧目总数达到了四十部之多,几乎相当于每年都有一部新作品诞生。在他丰富的导演作品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包括《雷雨》《名优之死》《风雪夜归人》《带枪的人》(该剧是与欧阳山尊联合执导)、《茶馆》(此次创作是与焦菊隐共同完成)、《北京人》《天下第一楼》等一系列经典之作,这些剧目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北京人艺长期演出的保留剧目,持续在舞台上焕发光彩。夏淳的家族背景颇为深厚,他的祖父在清朝末年曾在江南地区担任官职,虽然夏淳本人出生在上海,但他在六岁之前一直随家人居住在武昌的旅馆之中。夏淳的祖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京剧迷”,家中不仅珍藏着一台当时颇为稀有的留声机,还收集了大量京剧名家的经典唱片。年幼的夏淳就像是祖母的“小尾巴”,每次祖母听戏时,他都会跪在椅子上或是趴在桌边,聚精会神地跟着一起聆听。不仅如此,祖母每月至少两次带着他横渡长江去观看大型戏曲演出,这样的经历日积月累,使夏淳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演唱许多京剧唱段。后来,当夏淳全家迁居北京之后,他更是几乎形影不离地跟随祖母观赏京剧,而且他看戏从不挑剔演员和剧目,也不计较剧场远近,只要一有空闲便会前往观看。有一次,他在前门外的“第一大舞台”观看一场赈灾义演,演出从下午四点开锣,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夏淳始终坚守在观众席上,直到演出完全落幕。晚年时,夏淳曾深情地回忆道:“话剧闯入我的生活领域,实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它成为我此后全心投入、刻苦钻研并且终身不懈奋斗的艺术事业。”在育英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夏淳便在选修课程中选择了话剧学习。当时,话剧舞台上男女同台演出的情况还比较少见,女性角色大多由男演员反串扮演。有一次,在排演丁西林的《酒后》时,夏淳被安排饰演一位富人家的年轻太太。这个角色需要穿着旗袍、高跟鞋和丝袜登台,还要在台上完成吸烟、吃香蕉等动作,而夏淳从未穿过高跟鞋,更不知道该如何穿着它走路,于是他只好向表姑求助借用高跟鞋。表姑虽然爽快地答应了,但试穿之后却发现并不合适。最终,他还是一位关系要好的同学的姐姐那里借到了合适的高跟鞋。到了正式公演那天,大幕拉开时夏淳内心充满了喜悦,不料当他走到台口时,无意间向台下瞥了一眼,竟突然发现自己的祖母和表姑都坐在观众席中,正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出。夏淳顿时感到一阵心虚,心情一慌,整个表演节奏完全被打乱,后半段的戏几乎难以继续下去。后来,通过一位热爱文艺的同学介绍,夏淳得到了一本《文学季刊》,上面刊载了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他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剧本,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因为剧本中所描绘的人物与他的家庭、亲友如此相似,以至于剧中的许多场景对他而言都仿佛历历在目。夏淳不禁心想,如果这个剧本能够搬上舞台演出该有多好。不久之后,果然传来中国旅行剧团即将公演《雷雨》的消息,这让他感到欣喜若狂。在观看《雷雨》演出时,他完全被舞台上的一切所吸引、所打动、所征服,甚至连戏中出现的闪电、雷鸣、下雨等舞台效果都让他觉得无比新奇。当然,更深深抓住他内心的是剧中人物悲惨的命运和充满悲剧性的情节,每次看到动情之处,他的内心总是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紧紧缠绕,同时他还会从这些人物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外婆的家,甚至联想到自身的经历……这是夏淳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话剧所能带来的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也正是这次深刻的体验,让他下定决心要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崇高的话剧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夏淳在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执导了现代剧目《民主青年进行曲》,这是一部反映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学生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参与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游行运动的戏剧作品。剧中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戏份——大学生们在街头游行时不幸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多人受伤,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公愤。这段戏开始排练后,尽管夏淳多次启发演员,但大家的表演仍然显得比较理智和客观,难以真正进入角色,情感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激越状态。作为导演,夏淳对此感到很不满意,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心中十分苦恼。一天上午,正当大家照常排练时,女演员肖榴突然被剧务人员搀扶着走进排练厅。演员们立刻围拢上去,只见肖榴头上包着一条白手绢,上面渗出了殷红的血迹,脸上流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剧务惋惜地向大家解释:“肖榴刚才出去买早点,过马路时不小心被一辆大卡车撞倒了。”于是,排练工作暂时中断。在夏淳的带动下,大家都焦急地想为肖榴做点什么。有人搬来椅子让她坐下,有人倒来茶水,有人端来脸盆准备温水,还有人跑出去寻找药品……现场顿时忙乱成一团。这时,夏淳走到肖榴身边,弯下腰关切地问道:“真的是被大卡车撞的吗?”演员们一听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看样子头部伤得不轻!”“其他地方有没有受伤?”“现在还疼吗?”“得赶快想办法,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夏淳提高了声音,追问剧务:“现在那辆大卡车在哪里?司机在哪里?……你快说啊!”剧务叹了口气回答:“撞完人之后,大卡车就一溜烟逃跑了!”演员们一听立刻炸开了锅——“这简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应该马上报告军管会,抓住肇事司机。”夏淳挥了一下手,问道:“问题是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有人提议:“先送肖榴去医院,治疗伤势,全面检查身体。”也有人建议:“派人去报告军管会,追查肇事逃逸者。”面对这一切,当时年仅十九岁的肖榴被同志们激昂的情感和热情的关怀深深打动,不禁流下了眼泪。不知是谁突然振臂高呼:“要送肖榴去医院的,跟我走!”紧接着又有人接应高喊:“要去报告军管会的,跟我来!”就在大家即将行动之际,夏淳急忙挡在排练厅门口,高举双手大声说道:“停!……大家停下!”演员们愣在原地,向导演投去疑惑不解的目光。夏淳继续说道:“同志们,请大家赶快把刚才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牢牢记住,并且运用到接下来的排戏中去。”直到这时,演员们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想——原来这是导演精心设计的一场排练小品啊!肖榴也立刻站起身来,伸手摘掉头上的白手绢,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
夏淳的艺术生涯始于1938年,当时他加入了由周恩来与郭沫若共同领导创建的抗敌演剧队,自此投身于戏剧事业。在演剧队期间,他便展露出导演才华,先后执导了夏衍的《一年间》、曹禺的《蜕变》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多部重要作品。此后,他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在那里其导演创作更为丰硕,陆续执导了包括《雷雨》(曹禺)、《名优之死》(田汉)、《悭吝人》(莫里哀)、《茶馆》(老舍)、《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风雪夜归人》(吴祖光)在内的中外古今剧目三十余部,其中许多作品经过时间考验,已成为剧院常演不衰的优秀保留剧目。除了剧院创作,夏淳还致力于戏剧教育,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兼任表演与导演课程的教学工作,并为学生们执导了曹禺的《日出》和《北京人》,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夏淳
夏淳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并致力于推动话剧艺术的民族化探索与实践。他与已故总导演焦菊隐合作执导的《茶馆》,在1979年重新搬上舞台后,获得了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中的演出一等奖,充分展现了该作品深厚的艺术价值与时代影响力。到了1980年秋季,夏淳作为团长率领《茶馆》出国演出团前往西德、瑞士及法国进行访问演出,在当地引起了热烈反响,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与国际赞誉。此外,早在1956年夏季,夏淳就已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匈牙利进行友好访问与艺术交流,这进一步体现了他在戏剧领域的活跃参与及其对中外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时光荏苒,老夏离开我们已将近十年,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昔日备受瞩目的“四大导演”之中,至今已有三位先后离世。在这样的时刻回顾往昔,总能让人获得新的感悟与思考,我撰写这篇文章,也正是为了深切缅怀这位在艺术道路上独树一帜、风格鲜明的老艺术家。在文末,我想引用一位对老夏有着深刻了解的人士所言,作为本文的结语———“欣赏夏淳先生执导的舞台作品时,观众往往能体会到一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沉稳自如的艺术境界,这种气度与他平日言谈间的神态颇为相近;同时,又会感觉他所希望传达的一切思想与情感,都已完全融汇在舞台的每一个行动之中,可谓‘俯拾皆是’,无需借助舞台之外的任何附加元素来刻意说明。这种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既是一位杰出导演经年累月不懈探索与追求的结晶,更是其个人修养、深厚学识、高尚品格与内在情操共同凝聚、自然流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