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与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曾担任日本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一职，在电影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誉。自一九五零年起，他便开始在《电影评论》及《电影旬报》等专业杂志上持续发表见解独到的电影评论文章。一九五六年，他的首部评论文集《日本的电影》正式出版，这部作品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与严谨的论述，于次年荣获了颇具影响力的电影旬报奖。自此之后，佐藤忠男以电影研究为核心，将学术视野拓展至戏剧、文学、大众文化以及教育等多个广泛领域，笔耕不辍，累计出版了超过一百部著作，成果丰硕。在其众多代表作中，《日本电影史》尤为突出，先后于一九九五年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一九九六年荣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并在二零零二年被授予韩国文化勋章与法国文化勋章等国际荣誉，彰显了其学术贡献的广泛影响力。一九九六年，他出任日本电影学校校长，致力于电影教育事业的推进；二零一一年学校改组为日本电影大学后，他继续担任校长职务，为培养电影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七日，这位毕生致力于电影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日本映画大学名誉校长佐藤忠男因病逝世，走完了九十一载的丰富人生。
佐藤忠男先生于1930年10月6日出生在日本新潟县的新潟市，他在电影评论与理论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2022年3月17日，佐藤忠男先生因罹患胆囊癌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妻子名为久子，两人相伴多年，感情深厚。值得一提的是，在1989年，佐藤忠男与妻子久子共同获得了旨在表彰电影文化杰出贡献的川喜多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成就的肯定，也体现了夫妇二人在推动电影文化发展方面的共同努力与深远影响。
在作者丰富的著述序列中，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按时间顺序依次问世，它们包括：《作为权利的教育》（1968）、《日本电影思想史》（1970）、《今村昌平的世界》（1980）、《沟口健二的世界》（1982）、《上海电影港口》（1985）、《电影与炮声》（1985）、《黑泽明的世界》（1986）、《大岛渚的世界》（1986）、《长谷川仲论》（1988）、《亚洲电影》（1993）、《日本电影史·全四卷》（1995）、《日本电影的巨匠们》（1995）、《小津安二郎的艺术》（1997）、《韩国电影的精神》（2000）以及《电影的真实》（2001）等。这些著作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清晰地勾勒出作者学术思考与创作轨迹的发展脉络，是其思想成果的重要载体。
佐藤忠男的电影评论呈现出一种极为鲜明的个人化特征，其文字风格以简洁明了见长，偏好使用日常通用的词汇，句子结构大多简短有力，避免繁复的修饰与刻意的文采雕琢。在思想层面，他并不热衷于抽象的理论思辨或深入艰涩的学术范畴，而是始终将重心置于捕捉与传达电影所引发的最为真切的情感共鸣之上。得益于其极为庞杂且几乎无所不包的观影经历，佐藤忠男广泛涉猎各种类型与产地的影片，这种“兼收并蓄”的观影方式帮助他构建了一种具有宏大整体视野的电影史观，他的代表作《日本电影史》正是这一视野的集中体现，并已成为该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对他而言，电影是一种认识与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观影过程中，进行比较与关联的思维习惯往往自然而然地产生。他的评论写作常常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深度融合，例如在《电影中的东京》中，他便巧妙结合自己早年作为“东漂”一族的亲身经历，深入剖析电影作品中所呈现的都市意象与生存状态，从而为其文字注入了关乎“人的活法”的独特温度与生命力。此外，在日本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的关键时期，担任《电影评论》编辑职务的佐藤忠男，也以其平台为这场具有革新意义的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发声与讨论阵地。
一九五七年，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凭借其具有深远影响的评论文集《日本的电影》，成功摘得了电影旬报奖的重要荣誉。时光流转至一九九六年，佐藤忠男因其在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了象征崇高荣誉的紫绶褒章；同年，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巨著《日本电影史》（全四卷）也获得了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的肯定，这部作品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他的学术造诣。进入二十一世纪，二零零二年，佐藤忠男的学术影响力跨越国界，获得了韩国政府所颁发的文化勋章。此外，他的成就也获得了国际认可，曾荣获法国艺术文化勋章的表彰。二零一九年，日本政府为表彰其毕生对文化事业的杰出奉献，授予他“文化功劳者”这一极具分量的称号。直至二零二二年，电影旬报再度将特别奖授予佐藤忠男，这不仅是对其个人成就的回顾，更是对其持续影响电影评论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崇高致敬。
佐藤忠男是国际影坛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评论家与学术研究者之一，其职业生涯跨越六十余载，在电影评论与电影史研究领域著述极丰，累计出版著作超过一百部，被公认为日本电影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通过系统性的梳理与深入分析，构建了清晰的日本电影发展脉络，其中尤以其里程碑式的四卷本巨著《日本电影史》为代表，该著作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权威参考文献，并荣获了日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的肯定。此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电影大师们》等，也为广大电影爱好者与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深入洞察日本导演艺术世界的重要窗口。在日本电影界普遍将目光聚焦于欧美电影的时期，佐藤忠男便独具慧眼，积极倡导并推广亚洲与非洲电影的文化价值。自亚洲・福冈国际电影节创立之初，他便担任总导演职务长达十六年，在此期间不遗余力地发掘、推荐并引介了大量亚洲地区的优秀电影作品。在教育领域，佐藤忠男同样倾注了长期心血，他自日本电影大学筹建阶段便投身教学工作，并于1996年至2017年间担任该校校长，在任期间为行业培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如知名导演三池崇史、李相日等均曾受教于其门下。佐藤忠男的众多电影研究著作已被广泛译介至中国，其中包括《日本电影史》《日本电影大师们》《黑泽明的世界》《沟口健二的世界》《大岛渚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等，而他的著作《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更是被视为研究中国与日本电影交流历史的关键文本。鉴于其在电影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佐藤忠男先后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与“文化功劳者”等崇高荣誉，同时也获得了韩国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以及法国艺术文化勋章等国际奖项。他还曾接受邀请，出任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首届评委，进一步促进了亚洲电影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佐藤忠男青年时代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小学毕业后未能顺利考入初中，经过一年的等待，选择加入海军成为少年飞行兵。战争结束后，年仅十四岁的他返回故乡新潟，曾一度尝试前往东京进行“探险”，却未能如愿，此后他辗转于铁工厂、国营铁路、电工店等多个场所打工谋生，最终在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这段奔波劳碌的岁月里，他并未放弃学业，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就读于两年制的定时制高中，同时持续向《电影评论》等刊物投稿自己撰写的电影评论。他的文字才华逐渐显露，并得到了著名哲学家鹤见俊辅的赏识，正是在后者的提携与鼓励下，佐藤忠男正式步入了电影评论的领域。晚年的他在与导演天愿大介进行对谈时，言语间常常偏离主题，喜欢围绕一两件琐碎小事反复讲述，然而一旦话题转向电影，他的神情便会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仿佛重回青春时代，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的影评写作独具特色，往往将丰富的个人经历与深沉的情感体验融入其中，例如他曾把东京比喻为一个“傲慢、冷淡、却又被人默默单恋的对象”，认为电影艺术恰恰凝聚了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复杂情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与众多杰出的电影人展开合作与交流，其中包括导演山田洋次、黑泽清、新藤兼人，演员司叶子、岸田今日子，以及英国知名影评人汤尼·雷恩等。一九八零年受邀访问中国期间，他观看了影片《十字街头》，放映结束后，他面对银幕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并向身边的翻译询问，为何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未能向全世界广泛放映。当得知该片因三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影响传播时，他接连表达了歉意。当时已身患重病的主演赵丹得知此事后，特意以片中角色经典的風衣礼帽造型与他见面，由衷感谢这位日本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认可。佐藤忠男后来始终铭记这次会面，并深情地将赵丹称为“一位历经牢狱磨难却从未屈服的巨星”。
对于著述极为丰厚的作者，我通常怀有一种审慎的态度。这种顾虑并非源于其作品数量之多，而在于担忧其中可能存在敷衍与重复的倾向。佐藤忠男堪称日本电影界的叶永烈，不，甚至更为突出——《叶永烈文集》不过三十余卷，而佐藤忠男至今已撰写了超过一百部著作，其产量着实惊人。不久前，我在书店瞥见他于去年年底出版的新作《电影导演们的肖像：10位日本巨匠的轨迹》（映画监督たちの肖像 日本の巨匠10人の轨迹，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8年12月第一版），却已然失去了购阅的兴致——这类书籍他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再创作出十本。然而，这本关于“巨匠”的新作倒让我回想起他多年前所著的另一本同类著作。在内地电影爱好者的群体中，《日本电影的巨匠们》（廖祥雄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几乎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地位。我不清楚它究竟印刷过多少版次，手边所存的是1987年的第二版。或许由于印数有限，亦或因为读者入手后便不愿再转手，如今想在旧书市场寻觅到此书，希望已十分渺茫。 《日本电影的巨匠们》的中译本介绍了十位导演，包括：衣笠贞之介、岛津保次郎、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稻垣浩、成濑巳喜男、黑泽明、吉村公三郎、新藤兼人、市川昆。该书的日文原版于1979年由学阳书房出版，实际收录了二十位导演。除上述十位外，还有以下十位：阿部丰、内田吐梦、岛耕二、山本嘉次郎、田坂具隆、清水宏、丰田四郎、山中贞雄、久松静儿、川岛雄三。中译本那份遴选名单实为译者自行抉择的结果。以今日眼光回顾，我猜想许多影迷或许更希望看到内田吐梦、清水宏、山中贞雄或川岛雄三的名字，而非译者选入的岛津保次郎。原因颇为简单：内田吐梦等导演的作品已有不少发行了DVD，观摩更为便利，而岛津保次郎似乎未有这般幸运。当然，我也知晓会有更多影迷追问：为何不将二十位导演的内容完整翻译呢？全译岂非更佳？从理想层面而言，这固然正确，但“求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实现。1996年至1997年间，《日本电影的巨匠们》推出了增补本，且由一册扩展为三册，规模宏大，新增的导演涵盖五所平之助、龟井文夫、山本萨夫、今井正、木下惠介、小林正树、羽仁进、中平康、增村保造、今村昌平、冈本喜八、大岛渚、筱田正浩、吉田喜重、山田洋次、浦山桐郎等二十余位。试问，完全翻译又怎么可能呢？ 如何才能做到如此多产？《日本电影的巨匠们》多少揭示了一些其中的奥秘。有责任感的作者不会明目张胆地重复旧作，他们的写作技巧或许与佐藤忠男有相似之处：即进行拼凑。《日本电影的巨匠们》显然不属于那种先有整体规划再分段撰写的著作，书中的内容很可能是由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评论文章拼贴、增删而成。例如，沟口健二那一章，很可能源自一篇标题类似《沟口健二作品中的女性》的文章。黑泽明那一章，或许是由一篇关于《生之恋》的影评，加上一篇标题类似《黑泽明作品中的疾病》的文章，再附上一个探讨人道主义的结尾组合而成。最为明显的当属稻垣浩那一章，它在全书中所占篇幅最长，达三十六页之多，但其中超过两页的内容竟在谈论“自学者卓别林与巴斯特·基顿”，这近一千五百字与稻垣浩本人几乎毫无关联，插入其中仅仅因为稻垣浩也是自学成才者。佐藤忠男本人便是自学出身，求学时期并未专修电影，后来还在日本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等企业工作过。他此后不断撰写关于自学的书籍，甚至将这类内容强行嵌入电影著作中，难道正是源于这份对自学经历的深刻执念？或许是受此刺激太深了罢。 罗列上述诸多缺点，目的只有一个，即劝慰未曾读过此书的影迷：它或许并不如你想象或江湖传闻中那般出色、那般重要，明白了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本不值一读的书呢？不，不，不，请别误会。当你了解它是一本拼凑之作后，你的过高期待便会消退，心态也随之调整到位。忘记它的章节结构吧，忘记它的宏大题目吧，不妨将其视为一本关于电影的随笔集，随手翻开任一页开始阅读……最终，你或许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本颇有趣味的书。我个人觉得佐藤忠男评析市川昆的那一节十分精彩，那是一种极具日本特色的品评人物的方式，值得细细玩味：“市川昆的作品，从初期开始就类型多样。有通俗剧，有动作片，有讽刺喜剧，也有非讽刺性而略显牵强附会的华丽都市喜剧，更有如《心》与《缅甸的竖琴》般深刻的心理剧。有些作品看似迎合潮流、略显愚拙——《女性十二章》与《我的一切》等便是很好的例子。他既拍摄过泉镜花的《日本桥》，也执导过石原慎太郎的《刑房》。但终究不能说泉镜花与石原慎太郎的主题有何共通之处。他拍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也拍过以两岁婴儿为主角的《我两岁》。《我两岁》当然有其主题。尽管影片试图通过婴儿的成长过程描绘生命之神秘，但能否以仅有两岁的婴儿担当主角，这种技术层面的兴趣，恐怕压倒了对主题有无的考量。”随后，佐藤忠男总结道：“市川昆是一位彻底热衷于影像技术的导演。”这句话，对我而言，真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之效。仿佛多年来的困惑豁然开朗，佐藤忠男的这一论断令我钦佩不已。市川昆电影中的一个个场景、观看其作品时的种种感受，瞬间涌上心头。是啊，是啊，只能如此感叹。市川昆是个匠人，的确如此。 出色的电影评论应在你观看影片之前就令人信服。我阅读佐藤忠男谈论吉村公三郎《暖流》一片的文字时，便产生了这种信服感。佐藤忠男写道：“当时痴迷这部影片的青年们，据说分成了‘启子派’（迷恋片中的富家千金）和‘吟派’（偏爱片中的普通护士）。如今五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还常在随笔中回忆当年如何与好友争论这个问题。佐分利信饰演了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知识青年，表现不错，但关键在于高峰三枝子与水户光子演活了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女性……（当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卢邦岛潜伏三十年的小野田少尉被发现后，记者问他喜欢哪一类型的女性，他的回答是水户光子，显然他属于《暖流》的‘吟派’。）”尽管无关宏旨，但我仍想提及，我虽未看过《暖流》，却感觉自己大抵应属于“启子派”，是的。 佐藤忠男：观影最多之人 佐藤忠男是日本当代最富盛名的电影评论家之一。他的著作如《黑泽明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等，均为中国影迷所熟知。这本《中国电影百年》展现了作者极为广博的电影知识储备。由日本评论家来总结中国电影的得失，其独特的视角本身便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作者将中国电影置于世界电影史的宏观背景之下，与美国、日本电影进行比较，眼光独到，见解深刻。曾在香港求学时，我每日观影，平均三部，看罢千部之后，竟也信心满满地写起影评，对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指点评说。我一直未曾意识到自己笔力的浅薄，直至最近读到佐藤忠男先生的《中国电影百年》。这是一位令我们感到羞愧的影评人。仅凭一点便足以让人俯首：佐藤先生是观看中国电影最多的人，同时，他也是这个世界上观影数量最为庞大的人。结婚五十年来，他与夫人保持着每日观看五部电影的习惯，试想一下，基于上万部电影观影经验的影评，该有何等开阔的视野与气象！ 然而，我随即又意识到自己的想当然。我原本以为这样一位胸罗世界电影史的人物，必定是那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豪迈风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完全就是影评界的小津安二郎。我记得佐藤先生曾说过，小津电影中的人物多采用并排而坐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刻画人物，且任何场面都不从高处俯拍。他采用离地一尺的仰拍视角，表达对一切事物的敬意，从不将任何人视为愚笨。佐藤先生的影评，实践的正是这种哲学。他与所有的电影并排而坐，将我们粗暴丢弃的、我们视而不见的细节认真拾起，然后说，看，这才是电影所承载的悲喜，才是真实的人生。因此，他能从最质朴的手法中洞察20世纪30年代的深渊，从最清贫的表情里读出台湾电影中的家园情怀，从反面的幽默中汲取正面的力量。例如，他评论《李双双》的段落令人难忘，他指出，这部影片以妻子的名字命名，或许不如改用丈夫的名字更为贴切，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前行，或许正是因为人民大众普遍具有孙喜旺那样的基本性格。 实际上，初次翻阅《中国电影百年》的目录，像我这样轻狂的读者很容易感到失望，因为其标题近乎平实，按年代排列，接着是一部部电影的罗列。可是，越往后阅读，我的感动便越发深切。佐藤先生是多么深入地走进了我们的历史！而且，作为一名日本人，他既能为《小玩意》这样的抗日电影欢呼，也能从《生死劫》这类所谓“汉奸”作品中解读出抗日思想；同时他又毫不讳言，当杨德昌以良好的形象刻画日本人时，他表示自己对这部电影怀有好感，因为外国电影很少如此描绘他的同胞。这真是一位胸有丘壑的电影人。因此，当他高声呼吁“全世界不赚钱的电影联合起来”时，我们会愿意追随他。